一、引言 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凭借制度和禀赋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实现了外贸规模的迅猛增长，但很多企业由于缺乏产品转换能力而停留在低端产品的“舒适区”，局限于生产和出口某些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种类单一且差异化程度较低的产品序列，产品升级乏力，这也是导致出口企业陷入“低端锁定”窘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吕越和邓利静，2020）。单一低质的产品组合不仅会降低企业的增值获利能力，进而影响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所处的位置，更会加剧市场波动时出口企业的退出风险，不利于当前严峻形势下中国对外贸易的安全平稳发展。对此，政府多次发文强调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推动出口产品升级的重要性，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和保障措施，加快对外贸易创新发展。事实上，产品转换既是企业优化内部资源配置、培育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方式，也是应对外部冲击、缓解出口波动的有效策略（Iacovone and Javorcik，2010；Bernard et al.，2011；魏浩和涂悦，2023）。通过产品转换推动企业内部资源向差异化、高技术要素密度和高数字敏感度产品倾斜，不仅有助于提高企业的价值链获利能力，而且能够增强出口韧性，是当前复杂形势下确保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目标实现的重要保障。 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新旧动能“换挡期”的贸易大国而言，多产品出口企业在推动贸易创新发展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产品转换能力和演进方向关乎贸易结构的优化和贸易质量的提升。现有研究围绕出口企业的多产品特征事实以及影响产品转换的内外部因素进行了积极探讨。例如，企业层面的生产能力（Bernard et al.，2011）、研发创新能力（Brambilla，2009）、资本结构（钱学锋等，2013）、信贷约束和贸易成本（Manova and Zhang，2009）等内部因素，以及环境规制（韩超和桑瑞聪，2018）、贸易自由化（易靖韬和蒙双，2018）、市场准入成本和竞争状况（Ma et al.，2014）等外部环境的变动均会导致企业出口产品种类的动态调整。遗憾的是，以往研究主要考察传统企业特征和贸易摩擦等外部环境因素对产品转换的影响，并未重视数字技术革命冲击如何重塑企业的产品转换进程。部分研究关注了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新型数字技术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影响（施炳展，2016；綦建红和张志彤，2022；马述忠等，2023），但并未进一步打开产品范围调整的“黑箱”，分析数字化所引致的企业内部资源在不同种类产品之间的流动转换和优化配置问题，更没有立足数字化的视角就如何培育产品转换能力进行系统的经验研究，这导致无法全面深刻认识数字技术对新旧贸易业态转换的重塑效果。 数字技术的深层次运用更新了贸易交互的手段与方式，推动贸易形态向无纸化、虚拟化和数字化方向演进，并导致企业生产方式、业务模式和禀赋结构加速调整，这势必会从生产和交易层面改变出口企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进而重塑企业的产品转换升级能力。一方面，数字技术与产品生产流程深度融合所引发的效率提升、成本降低，以及与贸易过程交互所带来的流程简化、边界拓展，均有助于出口企业提升产品转换能力，从而更有效地应对外部冲击（李小平等，2023）。另一方面，根据罗布津斯基定理，一个经济体的出口产品结构由其要素禀赋内生决定，且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动将导致生产和出口转向密集使用该要素资源的产品。随着数字要素在企业禀赋结构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企业开展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可能发生转变，相应地，其出口产品种类将沿着高数字敏感度、高技术要素密度的方向发生类似变动。因此，忽视这一问题将不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影响出口企业产品转换升级的关键因素，也不利于探究新时期促进外贸新旧业态转换、推动贸易创新发展的有效策略。 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和数字技术革命如火如荼开展的时代背景下，企业能否以数字化为契机，优化内部资源配置，增强产品转换能力，以有效应对外部冲击？进一步地，数字化如何影响产品演进方向？能否推动出口产品向多元化、差异化和高技术要素密度方向演进，以推动进出口稳规模优结构目标的实现？上述问题尚未得到清晰的理论解答，也缺乏相应的实证分析。基于此，本文运用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构建相应指标，深入揭示数字化对出口企业产品转换倾向、转换策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探究数字化所引致的产品转换如何重塑出口产品的演进方向。研究发现，数字化通过生产层面（创新驱动和生产率优化提升）与交易层面（出口信息成本削减）显著提高了出口企业的产品转换能力，并推动出口产品向多元化、差异化、高技术要素密度和低替代弹性方向演进。进一步细分数字要素投入类型发现，数字硬件要素投入有助于提高企业的产品转换倾向，而数字软件要素投入对出口产品技术要素密度和差异化程度向上转换、替代弹性向下转换的推动作用更强。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①在当前外需疲软、外贸环境恶化的现实背景下，确保进出口稳中提质成为中国外贸部门的工作重点。本文以产品转换为切入点，深入考察数字要素投入能否加速企业产品种类调整，以增强抵御外部冲击能力，实现“稳规模”的目标任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数字要素投入能否推动企业出口产品向差异化、高技术要素密度方向演进，以达到“优结构”的目标要求。研究结论证实了数字化对进出口稳中提质目标工作的“稳定器”和“加速器”作用，为政府部门在当前严峻形势下确保外贸稳定健康发展提供有益启示与政策参考。②囿于数据的限制，如何准确衡量企业数字化水平是当前相关研究的重点与难点所在。不同于现有研究多基于上市公司年报采用文本分析法识别企业的数字化水平，本文基于多渠道的数据来源，同时从硬件数字要素投入和软件数字要素投入双重视角构建指标，对企业数字化进行测度，为更加科学、客观地识别企业数字化水平提供了新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