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国际贸易舞台上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1978年中国商品出口额占全球不到1%，但到2016年占比增加到40%①，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截至2021年年底，中国已签署包括中日韩自贸区协定在内的21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一带一路”倡议（BRI）等多边贸易合作框架，进一步提升在全球贸易中的影响力。同时，中国仍具有发展中国家的明显特征，如劳动生产率较低、劳动力禀赋丰富以及在全球生产链中的附加值较低。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中国的国际贸易政策和贸易行为，对其贸易对象和全球经济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本文探讨中国企业国际贸易行为与企业创新的因果关系。企业作为生产经营主体，在国际贸易持续发展与价值链全球分工日益专业化的前提下，研究贸易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出口行为以及企业决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已有文献探讨了出口对企业带来的影响，如张杰等（2009）与Atkin et al.（2017）讨论了企业进入外国市场之后的业绩和效率提升；Bas and Strauss-Kahn（2015）探讨了贸易自由化对企业进出口产品升级的促进作用。然而，关于企业出口如何作用于企业创新的经验研究依然有限。随着中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企业创新可以促进技术进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率，提升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话语权（Roberts，1999；Cho and Pucik，2005）。同时，企业的创新能力可显著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与产品质量（宋跃刚和郑磊，2020）。国内市场需求的升级和消费者对产品品质要求的提高，推动了企业通过创新改进产品设计，提高产品竞争优势。同时，创新也会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以及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韩庆潇等，2015），这与中国高质量经济发展要求相契合。在上述背景下，中国先后采取了许多政策措施激励企业积极创新，如2016年，中国政府发布《“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②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以促进国家经济转型和升级，并提出了具体的技术发展目标和政策措施。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探究企业参与国际贸易是否会提升其创新活动，这有助于深入了解国际贸易市场的影响和机制，进而提高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给相关政策制定者提供经验证据。为识别因果关系，本文引入了聚束估计方法，即使用聚集在激励中具有不连续性的点周围引发行为反应并估计结构参数。决策主体或研究对象能够自由决定是否要越过断点去接受或者参与政策。本文选择的国际贸易准入政策，是聚束估计的理想实验场景。由于企业参与国际贸易需要满足的门槛事前确定，其可以通过调整注册资本获取参与国际贸易的权利。在此基础上，本文观察企业国际贸易参与行为和创新产出是否因其获得国际贸易权（后文简称贸易权）的不连续性激励断点而发生改变。 结果表明：首先，企业显著调整其注册资本超过政策门槛，导致大量企业注册资本分布在政策门槛附近。其次，通过构造估计参数对平均政策影响进行衡量，发现部分企业在获得贸易权后参与国际贸易的比例增加。再次，企业在获取贸易权后参与国际贸易能从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角度显著促进企业的创新产出。同时参与出口企业的专利质量也得到显著提升。最后，企业主要通过出口中学习的方式接触到国外企业先进知识，在不断积累过程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创新产出，且主要是关于企业发明专利方面的产出促进。这符合后发优势理论，即企业在参与外贸过程中，通过和国外优秀企业合作，能够接触并学习到先进知识。 本文的研究贡献如下：第一，依赖于中国国际贸易准入政策形成的断点设计，本文使用聚束估计法研究外贸活动和企业创新之间的因果关系。更加全面地刻画了企业参与外贸活动带来的关联影响。具体而言，我们利用专利和海关数据库，从广延边际、集约边际、创新质量3个角度观察企业创新如何受到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在获取贸易权后，参与外贸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创新产出。从广延边际角度，参与政策的创新企业整体增加了14%，并存在显著的创新溢出效应。从集约边际角度，参与政策的企业比控制组的专利数量增加了2.65倍。同时，参与出口企业的专利质量也得到显著提升。第二，本研究丰富了现有企业创新领域的文献。企业创新是公司金融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而我们利用贸易准入政策研究参加贸易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合国际贸易和公司金融两个领域，发现了贸易政策对企业创新存在显著影响，主要机制是出口中学习。此外，本文也丰富了国内关于聚束估计方法的应用研究并提供了政策建议。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综述相关文献；第三部分介绍制度背景与主要数据来源；第四部分说明本文研究设计；第五部分展示基准回归结果；第六部分进行机制检验与异质性分析；第七部分探讨政策局限性；最后总结全文。 二、文献综述 （一）企业出口贸易与企业创新 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共同关注的一个重点话题。国内外文献多聚焦在微观层面企业的出口与生产率问题（Bernard et al.，1995；Bernard and Jensen，1999；Pavcnik，2002；De Loecker，2007；Atkin et al.，2017；Garcia-Marin and
，2019），通常使用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度量企业生产效率。TFP本质上是一个索洛剩余，包含各种剩余因素，所有不能被资本和劳动解释的产出增加都在其中。因此，生产效率的提升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技术进步，尤其是不等价于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的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