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问题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两大命题的共同关切所在。城市少数民族是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群体的城市融入是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满足非城镇人口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1]与此同时，少数民族的城市融入过程也是推动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2]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让城市更好接纳少数民族群众，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融入城市。”[3]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4]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日益增加，城市常常成为民族关系问题的多发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问题研究具有重要价值。[5]到2020年，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参与度大幅攀升至26.9％，并历史性地超过了汉族人口流动参与度。[6]围绕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问题，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也仍有许多不足。有学者指出，目前少数民族流动研究的不足之一在于将“不同民族和不同流动范围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混合在一起，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群体的内部差异”。[6]汤夺先等人认为，“由于我国的地域性差异较大，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现代化程度等不同，所得的结果运用到其他城市和民族时，则会存在诸多问题”，[7]因此要进行整体性、比较性的交叉学科研究，拓宽学科视角和研究视野。马伟华则指出当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理论视野狭窄、研究方法单一、田野调查力度不够且同质性研究较多，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受限，需要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分类研究、借鉴多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深度的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研究。[8] 上述学者提出的问题和解决之道各有差异，但都是为了推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不再停留在“少数民族”或“流动人口”等宽泛标签维度，而是深入到具体的现实情况中。本文将从尚未得到充分关注的研究视角方面参与这一探讨，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的发展建设提供帮助。在对有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和文化适应两方面研究的梳理和归纳，以及对二者间关系模式辨析的基础上，我们将说明以往研究视角的客位预设及其局限所在，并提出以行动理论作为研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问题新视角之可能性与价值。行动视角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更具动态性和理论延展性，能够创造更多微观、具体的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研究，以弥补现有研究宏观分析过多，微观实证研究较少的不足。 一、社会融入与文化适应的研究现状 少数民族社会融入与文化适应是其城市融入研究的两大主题。第一个主题主要关注少数民族在融入城市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和采取的对策，牵涉到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等多方主体；第二个主题关注少数民族在城市生活中面临的文化和认同问题，包括少数民族群体自身的身份认同迷茫，民族间的文化冲突，以及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有效方法。 (一)社会融入：困境、进展与对策 根据欧盟2003年有关社会融入报告的界定，“社会融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它确保具有风险和社会排斥的群体能够获得必要的机会和资源，通过这些资源和机会，他们能够全面参与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和享受政策的生活，以及在他们居住的社会认为应该享受的正常社会福利。”[9]借鉴上述界定，本研究将影响少数民族社会融入的因素、社会融入的途径与方法，以及有助于少数民族实现社会融入的对策三方面的研究归于“社会融入”这一主题。 制约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很早便得到关注。有学者以上海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为例，建立了包含“经济适合、社会接纳、文化认可、心理归属”四个维度，共有17个二级指标和45个三级指标的城市融入评价体系。[10]也有研究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了少数民族社会融入意愿与受教育程度、户籍、婚姻状况、收入、流动范围、经济融合、家庭融合等因素的关系。[11]高翔等人运用结构变迁理论视角，从民族因素、自身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和制度因素四个方面讨论了兰州市回族、东乡族的城市适应障碍问题。[12]许多研究也都指出了少数民族在社会融入中受到了公共服务、[13]宗教信仰[14]、通婚方式[15]等各方面的影响。此类研究的核心目的在于解释少数民族难以融入城市的原因，为自上而下地帮助少数民族融入城市提供依据。 尽管少数民族在社会融入过程中面临多种不利因素，许多研究说明了他们在融入城市过程中的积极举措。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多集中于高工作量投入、产业链处于相对初级阶段的劳动密集型产业，[16]形成了以民族文化和技术为核心竞争力的“族裔特色经济”。[17]因此，许多研究聚焦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群体的特色经济活动，如在广东经营拉面行业的化隆回民群体、[18]在山东三市打工和创业的少数民族新生代、[19]在珠江三角洲一代务工的彝族民众等[20]。这些研究都采用相近的理论模式，讨论少数民族如何将传统社会中的亲缘、地缘、教缘转化为城市社会资本，从而实现在城市的谋生和立足，为理解少数民族社会融入提供了有益的见解。不过，这些研究更多关注少数民族所处的社会网络的作用，以旁观者视角解释研究对象行动的工具价值。由于采取相似的目的理性观点，因此尽管在研究时间、地点、对象上有所差别，但许多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同质化。[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