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规模：复杂世界的简单法则》一书中，杰弗里·韦斯特(Geoffrey West)深刻阐明了规模是“解构万事万物的生长逻辑、重塑理解世界的思维框架”，①事物会随着规模的变化而变化，不独物理世界、生物世界遵守这一基本法则与原则，人类社会同样应该如此。当然，这绝非否定世界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偶然性，而是强调作为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复杂系统的整体不等于个体组成部分的总和，系统特性与个体特性的法则不同。 将规模视为理解国家治理的重要变量，近年来愈来愈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在经济领域，中国市场与人口规模优势正成为一种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奇迹原因的重要解释。②在政治领域，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国家规模对政治制度选择的影响，姚中秋指出：“自有政治的观念活动以来，规模就是其中一个重大的隐秘主题：或者作为政制设计需予解决的难题，或者成为导致一个政体崩溃的根源。在中国政治史上，规模问题以各种形态反复呈现，促使人们发展出各种政制构想。”③泮伟江谈到中国的超大规模性使传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治理面临诸多内外部的约束和挑战，同时也为中国庞大的消费人群和市场规模的优势提供了基础。④周雪光将中国国家治理的一个深刻矛盾概括为“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其中这一矛盾提出的前提是“治理规模以及由此产生的治理负荷”，由此引发了从组织学角度对“组织程度、组织方式和相应的组织成本等一系列问题”的关注。⑤可以说，国家规模已成为观察中国政治的重要视角之一。规模也是当代政治的重要话语之一，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论及中国治理时在不同程度上谈起中国庞大的人口并视之为“基本国情”，“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第一个便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一方面就历史学界而言，从规模角度理解历代王朝治理模式的专门论述还比较少见。⑥一些学者认识到了规模的约束机制，如王家范观察中国“大一统”时意识到“统一”是有限度的，往往“一国多制”，政出多门，国家的政府权力系统与社区的社会生活系统之间保持着一种说不出却可以意会的、若即若离的游散状态，并认为这是“大国统治格局”。⑦另一方面，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的研究者，大多将“国家规模”视为一个具有整体性的常量，而忽略了规模既会随着时间变迁出现治理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同时，“规模”也是“不均衡”的，它不仅是一个数量概念，而且是一个结构概念，也就是说国家规模不仅有量的问题，同样有内部的差异问题。因此，“空间”成为观察国家规模对政治制度影响的另一关键因素，诚如徐勇所说“以往，我们理解现代化仅仅是从时间上度量，很少考虑其空间因素”。⑧这一“空间”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地理空间，而是包括垂直和横向的政治空间。这是历史政治地理一直努力探寻的方向，希望解析“政治家利用地理因素解决政治问题的具体操作过程”。⑨ 将规模作为一个变量引入历史学研究，有助于实现阎步克倡导的揭示古代政治制度研究的“技术原理”，研究“政治实体”遵循的“某种特定的规律”和“技术上的合理性”。⑩本文将以清朝为例，结合笔者与学界已做的部分实证研究成果，尝试对清朝如何解决超大规模国家治理难题、国家规模如何影响了政治制度的设计及其内在机制等问题做出初步分析，尤其侧重空间角度。 一、超大规模与有限政府的结构性矛盾 关于规模与政治制度的关系，早期已见于古希腊哲人对政体类型划分的思考之中。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对城邦规模有一定考虑：“我们可以论定最美的城邦，其大小必然有限度，以适合上面所阐释的秩序……一个城邦，如果像一个民族国家那样，人口太多了，虽然在物质需要方面的确可以充分自给，但它既难以构成一个真正的立宪政体，也就终于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邦。”(11)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谈道：“民主政府就适宜于小国，贵族政府就适宜于中等国家，而君主政府则适宜于大国。”(12)关于规模与民主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直到近代以前，多数政治哲学家仍然认为民主或共和国只能建立在小的国家上，大国更容易导致专制政权。这一情况到了19世纪才有所改变，随着代议制、选举和三权分立等制度的出现，打破了民主只适合规模较小国家的迷思，并相继出现了美国等一系列大国的民主共和政体，但直到1787年美国制宪大会上，在大规模的国家能否实行民主共和政体依然是一个争论中的问题。(13)在中国，规模同样在古典思想中占有一席之地，老子“小国寡民”的思想暗含着国家规模控制在一定限度才可以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治大国如烹小鲜”虽重在强调执政者要谨慎，但“大国”之说亦蕴含了“大国”治理之难；荀子“得地兼人”的说法也蕴含了国家规模变动对国力变化影响的道理。(14) 国家规模的变迁会引发政体的连锁反应，学界在对近代官僚制与民族国家出现原因的解释时也考虑到了规模因素。韦伯意识到“行政的官僚化一向就意味着行政事务之某种程度的扩展，首先是量的扩展。在政治的领域里，大国家与大政党可说是典型的官僚化的样本……较之外延的、量的增长而言，行政事务之内含的、质的扩展是个更强的、促成官僚化的因素”。(15)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在他经典的《社会权力的来源》一书中将现代国家的出现原因之一归结到“国家规模”上，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国家职责从狭隘的传统军事定型转向三种扩大的民事职责”，官僚机构化和人员数量迅速扩张，导致了国家基础权力的增长。(16)当然，这里所谈的规模不仅指人口与疆域，也指治理内容和治理形式的扩张带来的制度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