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台前的皇权：崇祯朝的君臣交流与政务运作

　　大致自明英宗正统年间以降，明代的皇权运作即面临一组难以调和的张力，一方面是皇帝逐渐隐退幕后、权力重心移向内廷，另一方面则是士大夫试图重新将皇帝与权力重心带回外朝。皇帝隐退之所以可能，正是得益于一套相对完善的文书流转与政令传递机制，①而这一机制在士大夫看来却有威柄旁移之虞，唯有亲接大臣、面赐裁决方可消释外廷之疑。奏请皇帝临朝决事、勤御讲筵是士大夫条陈时政频繁出现的主题，显示出士大夫促使皇帝自内廷重回外廷的努力。内外之间的竞争不仅意味着政治重心的空间转移，更代表着权力模式的改变。直至天启年间，虽士大夫迭有吁请，但皇帝仍热衷于深居内廷，通过政令文书裁决朝政。崇祯朝的情况则迥异于前，皇帝重回外廷直接介入政务处理。由于已属末造，崇祯朝在以往的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大抵处于边缘地带，专论崇祯朝的著述亦鲜涉及制度层面。②时人已注意到明思宗锐意于“复国初之旧”③，但复古并不能完全解释崇祯朝的新变化。明思宗通过常态化的召对以及内降、御笔文书的运用，兼取新旧制度，建立起一套新的皇权运作模式。

　　一、召对的常态化

　　明代君臣见面交流，以朝会、经筵与召对为主要渠道。朝会即常朝奏事，自明英宗即位已逐渐形式化，在题奏制度确立后，朝会仅作为皇帝亲裁的象征，不再具备裁决政务的实际作用。④召对较为灵活，“凡燕闲，执政大臣、左右近侍时常召见”，但仅天顺、弘治时举行稍勤，“惟有大事则传奉召之，问对一二语遽出”⑤。明神宗亲政后，上下暌隔，“召对之典久旷”，“群臣相通惟有章疏之一线”⑥。明熹宗虽有“召对旧典次第举行”之旨，终未尝落实。⑦“一切几宜，只凭章奏批发”⑧事实上成为中晚明中枢权力运作的基本逻辑，但明思宗对这一模式并不满意，故即位初便试图探索君臣面议政事的可能性。

　　崇祯元年(1628)八月初七日，明思宗传谕廷臣，宣布将常规化与阁臣面商参详章奏的机制：

　　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屡召平台，时廑商确，期振惰窳之弊。第召见以时，则情意未洽，咨询有间，或参酌未平。朕与大小臣工日相晋接，共筹庶务，而诸司各有职掌，协理各有公署，宣召频繁，恐滋躭阁。惟是辅臣职任股肱，寄膺心膂，票拟挈封疆之领要，献纳关庶政之权舆。呼吸通，斯为最切。今后除盛暑祁寒外，朕当时御文华，一切章奏与辅臣面加参详，分别可否，务求至当。⑨

　　就现存史料来看，这应是明思宗对此问题最早的阐述。其间透露出两方面的消息，甚可留意。其一，明思宗属意于“与大小臣工日相晋接”的君臣交流模式，但不得不因“宣召频仍”而放弃此法。其二，“日相晋接”是由皇帝直接面对部院等行政衙署，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内阁作为内外枢纽的作用，由日相晋接转向委任阁臣则意味着对内阁地位的再确认。考此谕发布的时机，当与天启、崇祯之际的人事更替有关。明思宗即位之初，有意淡化人事任用的派系色彩，用枚卜抽签简任阁臣，并逐渐清理魏忠贤时期的旧臣。⑩新任阁臣刘鸿训颇能配合明思宗清算阉党，深得帝心。(11)至此谕发布时，阁部的新旧交替已基本完成，不复有阁臣通过票拟暗违政令的可能，故明思宗乃重申内阁参议与票拟之责。崇祯元年八月十九日，明思宗遂临御文华殿审阅章疏。(12)

　　文华殿临御是对祖制的回归，但从崇祯朝的召对实践来看，此谕只是较为初步的构想。笔者在《崇祯长编》《崇祯实录》及《国榷》等史料中共辑得明思宗即位至崇祯十六年(1643)末的召对记录103则，其中地点可考者92则，文华殿召对计20则。(13)在人员可考的102则记录中，仅有6次为单独召见阁臣，且其中3次系经筵结束后的召对。(14)除崇祯元年八月十九日外，阁臣文华殿独对仅再见于元年十二月末。(15)考虑到崇祯朝的官方史料毁失严重，此一数据远非全貌。但大致可以认为，文华殿召对或阁臣独对均非崇祯朝君臣交流的主要渠道。这与前引谕旨的构想大相径庭，可知明思宗的态度已有所转移，阁臣独对旋即被更广泛的廷臣召对取代。

　　通览崇祯朝的事例，廷臣召对大致可分为两类情况。其一是较为普遍的召对议政，崇祯初已有尝试，崇祯元年五月至七月便举行过六次平台召对，在朝的重要文武官员大多参加。(16)其二则是针对特定人员或政务举行的召对，如崇祯二年(1629)七月十二日为京城防务召见兵部尚书王洽于平台。(17)相较而言，前者更具章法可循，以下即主要据此考察召对时间、地点及其作用。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召对与常朝无关。查继佐云“列圣朝有常期。由神庙恭默，机务废阁，百弊丛比。毅庙中，以朝礼繁数，改为召对之说”(18)，以召对为常朝之变体，此说不确。崇祯年间的早朝在清修《崇祯长编》中未见记载，当因常事不书，而非早朝废止。《国榷》崇祯七年(1634)二月辛未条云“上早朝，闻桥南人声，命诘之”(19)，又杨士聪记“一日早朝，有遗匿名单于左掖门内者”(20)。崇祯十五年(1642)七月，临时传免常朝，阁臣有揭帖规正，明思宗“赐手敕褒嘉”，复于闰十一月传旨申严早朝之规，(21)可见早朝应属常例。检崇祯朝言官条陈，亦未见有论及朝仪旷废者，更可证早朝应举行如故。早朝仍延续明中叶以来的仪式功能，张国维的经历颇可说明问题。崇祯十三年(1640)初，张国维迁工部侍郎、总理河道，于三月初九日昧爽在皇极门陛见，散后又由内官传至平台召对，明思宗面询治河方略及河工陋规。十三日昧爽，“皇上复御掖门”，张国维领敕面辞。(22)两次昧爽御门即早朝，正合三六九之朝期，纯属礼仪场合，不涉及机务的讨论与处理，与召对各有侧重，并行不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