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从《韩德让墓志》中的“洛京留守”谈起 2015年至2017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锦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镇市文物处对北镇洪家街墓地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共发掘4座墓葬。据考古简报和出土墓志可知，这里是辽代名臣韩德让的家族墓地。对辽史研究者而言，墓葬中所出最为重要的史料是韩德让本人的墓志。①作为辽代中期权倾一时的人物，韩德让(后赐名耶律隆运)在《辽史》和《契丹国志》中皆有传②；新出《韩德让墓志》经万雄飞、司伟伟整理考释，发表于简报后一期的《考古》杂志③，可与传世文献对勘互证。 上述墓志材料的出土，为我们认识、补充、修订韩德让生平事迹、官职封赏等方面的记录提供了切实可靠的依据。然对比《辽史》《契丹国志》韩德让本传可知，墓志中所提及的部分内容、职衔为二传所失载，提供了新的重要信息。志文中“除洛京留守，加守司徒、河南尹，封楚国公”④一句，引起了笔者的注意。韩德让之母——韩匡嗣妻秦国太夫人志文中，亦有“次曰德让，枢密使、洛京留守、守司徒、兼政事令、楚王”⑤之语。据此而论，韩德让生前曾被授予洛京留守之职。《辽史》中明确记载了统和四年(986)德让从太后出征，加守司徒，封楚国公之事⑥；《契丹国志》中亦有“寻以辅立功守司徒、同政事，进封楚王”⑦的记录。但是，二传均未载韩德让此时所除授的洛京留守、河南尹之职。以当时宋辽双方所实际控制的范围来看，洛阳处于北宋腹地，为西京河南府之所在，洛京之称亦难有他指。铭石为证，我们如果承认二方墓志中韩德让的洛京收守之职所记不虚，似乎只能将此职衔视为遥授或遥领。⑧然从志文来看，洛京留守之职较之韩德让之前“知军府事”的上京、燕京留守，虽并无实际执掌，却无碍其崇高之地位。⑨既如此，韩德让所任洛京留守一职在辽代职官体系中当如何认识、如何定位?又其是否孤例孤证，而无其他人员担任过这一职衔呢?更为令人疑惑的是，契丹为何会在韩德让屡立大功之后授予其一个有名无实的洛京留守之职?这一无城可守的留守若无实际执掌，会否包含着特殊的象征意义呢? 在中古时期的中国，洛阳不仅是中原王朝的政治中心，也是一座具有象征意味的神圣之都。将洛阳视为天下之中的看法渊源有自：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西周早期的何尊中，即有“宅兹中或(国)”⑩的说法。有关洛阳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日本学界更有“洛阳学”之称。(11)然以笔者目力所及，现有研究主要仍是围绕各历史时期实地的洛阳城展开，对于观念层面的洛阳则较少关注。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文学方面，即诗词文赋中的洛阳意象。(12)南方带有“洛阳”的地名、桥名(如泉州洛江、洛阳桥)，亦彰显出南渡之人的离国去家之恨和不忘中原之志。(13)日本之所谓“上洛”、洛中洛外图绘等，则将京都(尤其是左京)视为日本之“洛阳”(14)，“把‘洛阳’两字当成一切人间锦绣的最高象征”(15)。以上种种，虽时代各异、地点有殊，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之为一种不在其地而思之、效之的“洛阳情结”(16)。上述《韩德让墓志》中“洛京留守”云云，至今尚鲜有学者措意，更无深入讨论(17)，其与契丹王朝之“洛阳情结”有何关联，又体现出怎样的政治文化和思想观念，仍亟待进一步探索和研究。以下之讨论便以此为出发点，结合石刻与传世文献加以系统性的梳理和延伸，探析契丹王朝的“洛阳情结”。 二、无都可守的留守——洛京留守之源流考析 依《韩德让墓志》可悉，韩氏在其父韩匡嗣担任上京留守和改授燕京留守时期，曾一度以“知军府事”的名义，实际担任留守之职。在宋太宗赵光义兴兵北伐，逼近南京、势成累卵之时，他临危受命、一心坚守，终“婴城摩垒，保都会于金汤；却敌解围，免生灵于涂炭”(18)，因功受赏，出领辽兴军节度、平滦营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加太师、同政事门下平章事，后又征拜枢密使，不断加官晋爵。而在其父匡嗣亡故之后，更是夺情起复为冠军大将军、左金吾卫上将军，加兼侍中，并赐守正功臣。值得注意的是，韩德让真正位极人臣，逐步达到权势的巅峰，则是在辽景宗耶律贤去世、承天皇太后萧绰临朝、圣宗耶律隆绪即位之后，开府仪同三司兼政事令的头衔，意味着其大权在握；加守司徒的荣耀，则使其位列三公。(19) 由志文可知，韩德让确实在圣宗即位后不久被授予洛京留守之职。至于其除授时间，志文中并未明言。从他加守司徒的时间节点来看，依《辽史·圣宗纪》所载，当系于统和四年十一月庚午(20)。又依《辽史·耶律隆运传》所云，韩德让加开府仪同三司兼政事令的时间应在统和元年(983)。故依志文所记之次第，他除授洛京留守，当在统和元年至四年间，或与加守司徒同时，系于统和四年十一月。从现存史料看，统和元年至四年间，辽宋间战争不断，并未形成完全稳定的边界；但所谓洛京留守，无论如何不在辽朝的控制范围之内，成为了仅具有象征意味、并无实际执掌的虚衔——一位无都可守的留守。(21) 然而，在留守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东都或洛京留守的重要地位是不容忽视的。所谓“留守”，可以追溯到西周初年周公营建洛邑、经略东方之史事；然其最早见诸文献，则是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22)。需要说明的是：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留守”一词仍是以动词性质出现的，并非职官化的称谓。迨至隋朝，“留守”方正式被纳入国家政治制度领域，成为一项重要的职官。(23) 及至唐代，留守分为皇陵留守和都城留守两类，又以都城留守为重，具有完善的僚佐系统。就唐代三京的政治属性而言，都城长安无疑最为重要；东都洛阳也因皇帝时常巡幸而具有特殊地位，甚至在武周时期一度成为事实上的都城，即所谓神都(24)；北都太原作为大唐王朝的龙兴之地，在唐中后期地位凸显，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蕴和军事要塞性质。因此之故，如果从三京的政治地位而论，当以长安、洛阳、太原为序。然对于与本题密切相关之东都留守在三京留守中的位次，目前尚未有十分明确的观点。这一状况，或许同三京留守之制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唐代存在一动态变化的过程有关。据《唐大诏令集·开元二十三年籍田赦》所载，皇帝行籍田礼时赏赐给节度副大使、三都留守、京兆尹之数均为一百疋。(25)又同书《天宝七载册尊号赦》中规定，两京留守(26)所赐各八十匹。(27)由此而论，从重要典仪赏赐的分等来看，玄宗时期三京留守的地位基本相当，尤以西京、东都并重。然据《唐大诏令集·贞元六年南郊赦》所载：“宰相及东都留守、六军统军、诸道节度使……各与一子官。”(28)又同书《咸通七年大赦》云：“京文武常参官、东都留守……父母已殁未经追赠者，量与(赠官)……”(29)据此，至唐德宗贞元年间，南郊赏赐程序中的顺位以宰相为先，东都留守为次；懿宗年间的赠官顺位中，东都留守亦仅次于京文武常参官，列居外官之首。又依陆冰所言：“唐中以后，西京留守不再设有，而东都留守则是常设，北都留守多由河东节度使兼任”(30)，故唐中后期西京留守不设，北都留守虽地位提升，却为地方节度使兼任，东都留守已然成为三京留守中最为显要、地位最崇之职。至唐末五代，张全义自光启三年(887)六月任东都留守以来，一直担任此职，先后近四十年之久。(31)又因洛阳在后唐同光元年(923)十一月至三年三月间被称为洛京(32)，张全义遂成为首位真正意义上的“洛京留守”。(33)由此而论，唐中后期至五代时期，东都(或洛京)留守已然成为诸京留守中最为显赫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