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赋与民生：宋代明州广德湖田的利权纠葛

　　一、引言

　　唐宋时期，明州(庆元府)①的城市地位经历了蜕变，由越州治下僻处四明山之东的县城，逐渐独立置州，进而成为联结浙东运河与东北亚海域贸易的交通枢纽。明州区域开发的快速推进，除受益于政局变动带来的人口南迁，更同水利设施的兴造、修缮密不可分。②宋人谓“四明，泽国也，大湖漫其西南，大江带其东北”，③位于宋代明州治所鄞县西南部的广德湖，即是明州最为重要的水利设施。此湖初名莺脰湖，自唐大历八年(773)县令褚仙舟主持整治湖体，更名“广德”，后经历任官府修浚，成为北宋浙东一大湖泊，其水体面积超过东钱湖，不但收排涝防旱之效，更为鄞西诸乡及中唐以降移治三江口的明州城市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灌溉与生活水源。④至北宋熙宁年间，已形成东钱湖、广德湖分溉鄞县十四乡之局面，所谓“东七乡之田，(东)钱湖溉之；西七乡之田，水之注者，则此湖(广德湖)也”。⑤

　　但在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宋廷因明州士人楼异奏请废湖，遂命其为知州，负责将广德湖湮塞为田，自此再未复湖。此事在历史上遭致诸多批评，宋亡后不久，鄞县士大夫王应麟作《四明七观》，以楼异比西汉翟方进，同为毁废本乡水利事业的反面典型。⑥17世纪，出身鄞西的万斯同作《西竹枝词》，对这桩五百年前旧事大加慨叹：“湖开鹦脰匹东钱，谁把长陂决作田。却怅宣和楼太守，屡教西土失丰年”；又批评丰惠庙祠祀楼异：“楼公本意媚权臣，遂使千秋义迹湮。何事还留丰惠庙，高墙大屋坐称神”；⑦康熙八年(1669)，鄞县士人李邺嗣于旱季行经鄞县东西二乡，亲见西乡“河水久竭”，甚至连“枯鱼渴雁，腐茭折苇”亦不得见，农户“篝持担负，汗背生盐”；东乡则“河水沵沵然，所乘舟可载粟五十石”，“鱼游凫漾，茭肥蕅鲜”，一派水乡景象。李邺嗣认为，同属一县，“一日所见，一江之分，二三里之隔，其不同有如此”，正因“西乡之湖久废，而东乡之湖在，得泄水以注于河也”。⑧

　　上述言论，反映了数百年间诸多鄞县士民的态度，即将“西乡”相对“东乡”农业凋敝，归咎于广德湖水利的罢废。但细绎万氏两诗，除了对比东钱、广德二湖兴废带来的失落，我们还能隐约体会到废湖为田背后的复杂纠葛：楼异作为废湖“始作俑者”，却能数百年获享祠祀，说明广德湖田兴废，牵涉乡里、州县乃至朝廷“权臣”多方利益，不同群体评价未必一致。事实上，浙东明州、越州分布着大量湖泊，如鉴湖、湘湖、东钱湖等，同农田水利灌溉关涉密切。这些湖泊多为沿海浅湾形成的潟湖，⑨水浅坡缓，周边泥沙易淤塞，⑩但也便于围田开垦。历史上，浙东湖泊多次面临是否堙废为田的争议。早在刘宋时期，朝廷即诏令自会稽移民鄞、、余姚三县，垦湖为田；(11)唐宋两朝，随着浙东移民大量涌入，人口密度增大，沿湖居民为扩展耕地，往往填湖辟田。(12)然而，各湖的“命运”可谓天殊地别：如萧山湘湖、上虞夏盖湖、鄞县东钱湖等，虽不乏废湖之议，但在地方士民与官府争取下，终未完全淤填，保留了相当大的水体面积；但如广德湖、鉴湖，堙废为田后再未复湖，空留历史地名。由此可见，不同时期、不同区域，湖田存废背后牵涉的利益主体与利害关系颇为复杂。(13)考虑到宋代明州(庆元府)不但为士人渊薮，官僚家族集聚，(14)更为海防要地、畿辅重镇，王朝政治、军事力量对当地社会的辐射与资源汲取，势必影响地方权利秩序，本文将着力分析广德湖田兴废之争中各方的具体言行，进而理解朝廷、州县官府及地方士民的考量与互动。

　　二、国计考量与南宋时期的复湖议

　　宋朝官府的政策导向，是影响广德湖田存废与否的主要因素。寺地遵首先注意到南宋初湖田罢废论与朝廷政治博弈的关系，认为南宋初浙东罢废湖田、兴复诸湖的主张，主要由李光为代表的江南地主阶层联合地方官员提出，其言论蕴含着涵养江南民力以图“自治”的意图，目的是维护一般地主的田产利益与水利秩序；而其对立面，则是以朱勔、郑居中、秦桧等为代表，汲汲于攫取江南财赋的所谓“特权官僚层”。(15)事实上，湖田存废之争乃是自北宋延续而来，但各方论述方式曾发生微妙变化，反映出宋廷关注点的转移。

　　北宋地方官员与士大夫多反对废湖，其理由主要是湖泊淤塞对防旱排涝甚有危害。但除宋太宗曾下诏申禁湖田，朝廷甚少直接干预此事。宋徽宗诏堙广德湖为田，其背景乃是宋廷与高丽外交关系的升温，提升使节接待规格，(16)而湖田多达近两万石(17)的田租，得以应付明州接待高丽使臣及出使造船费用，主事者楼异也因此受到奖擢。(18)宣和元年(1119)，楼异奏报湖田产出瑞稻，获徽宗御笔，宣付史馆，进一步巩固朝廷的支持。但时隔不久，宣和三年二月，宋廷诏令明、越州整顿湖田引发的社会问题，其中特别强调“越州鉴湖、明州广德湖自措置为田，下流堙塞，有妨灌溉，致失陷常赋”，并指出请佃者多“亲旧权势之家，广占顷亩，公肆请求”，导致两州被害民户流散。(19)由此观之，广德湖填垦为田，影响下游灌溉，加之权势之家包占湖田，确实对当地水利秩序与社会关系造成极大冲击，成为当地矛盾的焦点，宋廷不得不遣使调查，调整湖田管理方式。但相关问题之所以引发朝廷重视，实因特殊缘由。宣和二年十月方腊起兵建德，十二月至三年正月，先后陷睦、歙、杭、婺、衢州，威胁明州，宋廷遂命淮南发运使陈遘(亨伯)经制七路，总领进剿事宜。当时，明州“土著无赖，阴欲啸聚为盗应”，楼异作为知州，也曾参与平叛。(20)此时宋廷诏令陈遘针对浙东湖田问题“体究诣实”，减少过重田租，修缮水利设施，显然意在安抚浙东士民，属权宜之计。

　　宋钦宗即位后更张徽宗朝制度，又对浙东湖田问题加以关注。时任御史台检法官王庭秀，曾以唐代知州修广德湖诗作及本朝曾巩修湖记文“示同列”，计划动员台官上章奏请复湖，但因“虏骑围城”未果。(21)王氏为越州慈溪人，由同乡御史中丞李光推荐入御史台(22)，后者亦主张复湖，声言“自政和以来，楼异知明州，王仲嶷知越州，内交权臣，专务应奉，将两郡陂湖废为田”。(23)所谓“权臣”，乃是政和七年时任宰相郑居中，以及负责高丽外交事务的宦官邓忠仁，(24)王仲嶷为王珪之子，郑居中则为王珪之婿。(25)由此观之，靖康复湖议不但关乎浙东利害，其矛头更指向徽宗朝中枢大臣及其政策。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复湖主张，由时任知鄞县李文渊动议，“得唐大和中复湖事迹，及熙宁曾舍人巩所为修湖记以请于朝，丐以还民”。(26)王庭秀论证复湖的逻辑，与李文渊完全一致，落脚点在于效法唐宋地方官员修缮湖泊水利，并未提及湖田与国家财计的关系。在御史台与州县官的配合下，复湖奏议一度为朝廷接受，靖康元年三月，钦宗“内降指挥，尽罢东南废湖为田者，复以为湖，令逐路转运等司同共相度利害闻奏”，(27)但不久东京陷落，诏令未曾施行。此后，和战存亡成为宋廷核心关切，无暇顾及湖田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