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夏关系尤其是双方的战争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①，但战争显然并不能代表宋夏交往交流的全部，宋夏之间还有一套基本的君、臣纲常伦理秩序[1]。传统的君尊臣卑秩序是一条非常刚性的原则，在“尊君”前提下，君臣关系中还有“君亲”“君父”“臣子”等表述，即传统的君臣关系还被赋予了一种父子般的“亲亲”之爱以及“君仁臣忠”的理想角色关系。然而现实总会与理想有差距，往往会出现君臣不亲爱、君不仁臣不忠的情况。但既然双方都愿意选择“斗而不破”的关系，那就必须创造出一种既能维护君尊臣卑“君仁臣忠”基本关系原则，又能进行交流、解决具体问题的具有调适与折中性质的话语体系，于是“诬”“间”叙事就应运而生了。 宋夏交往交流中的“诬”“间”叙事话语，史料原文俱载，如“听诬受间”[2]7979、“俭人诬间”[3]14014、“人有离间”[4]247等。“诬”，许慎《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曰“加也”，段玉裁注曰：“加言者架言也，古无架字，以加为之”，“加，语相增加也”，“毁誉不以实皆曰诬也”[5]。“间”，《说文》曰“隙也”[6]248下。可见，所谓“诬”“间”，即指因惑于“第三者”不实言论而使双方产生距离、龃龉甚至矛盾冲突等。当然，有的史文表述中不直接出现“诬”“间”二字，但有“误听”[7]437、“惑左右一时之辞”[8]616等与“诬”“间”同义者，都可等而视之。“诬”“间”话语的核心要义即是将双方交往交流中的“不快”与“责任”推向君、臣之外的“第三者”。这在维护宋夏君臣纲常秩序、缓解及战后重启双方关系等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此，学界尚少相关探讨，因此笔者不揣浅陋，拟从宋夏交往交流的君臣纲常原则出发，在详细梳理宋夏双方在交往交流过程中所运用“诬”“间”叙事话语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宋夏关系实质的认识。 一、君、臣纲常：宋夏交往交流的基本原则 “君”，《说文》曰“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6]32上，指发号施令之人。“臣”，《说文》曰“臣，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凡臣之属皆从臣”[6]66上。与“君天下曰天子”[9]32上相应，“卿大夫之有地者皆曰君”[10]。与“君”相应，“臣”也是多层次的，故又有“陪臣”之称。“陪臣”，《礼记·曲礼下》孔颖达疏曰，“其君已为王臣，己今又为己君之臣，故自称对王曰重臣也”[9]39上。当然，儒家在“尊君”的同时，也主张君臣之间相对自由的双向选择的角色伦理，如孔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11]12上。战国晚期的荀子则融合儒法传统，主张“品分君臣”，“因君因事定臣行止”，将君分为圣君、中君、暴君，臣子则根据不同的君主选择不同的行为方式[12]。西汉大儒董仲舒提出了以天地“阴阳”论君臣、父子和夫妇的“三纲”概念，用“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宇宙论”来背书君尊臣卑的君臣关系，使之永恒化[13]。隋唐以后，君主专制制度进一步加强，先秦至隋代以来多层次的“君臣关系”因应统一的政治局势而逐渐走向了一元化②，政治领域中，“君”也逐渐成为皇帝、天子的专称。 西夏王室先祖拓跋氏，在唐时就臣事大唐，获赐李姓，封节度使，成为唐末重要地方势力。太平兴国七年(982)李继捧入朝，宋太宗削藩，族弟李继迁竖起了反宋大旗，但其目标仍是要继承祖宗之业，做大宋的“不侵不叛之臣”，如太平兴国八年(983)三月李继迁就上表言道：“世泽长存，祖功未泯，人心思旧，蕃部乐推，不望通显皇朝，但假余生戎落，克遂肯构肯堂之志，常为不侵不叛之臣”。太宗不许，要李继迁与李继捧等“共列王朝”，“合念归诚”[14]39-40。经过系列抗争，李继迁终于在宋真宗至道三年(997)十二月获封定难军节度使，达到了复祖宗故地的目的。当然，李继迁在获得祖宗故地之后，又于真宗咸平五年(1002)三月大集蕃部，攻陷灵州，以图“霸王之业”，对此李继迁在次年正月徙祖宗寝庙于灵州时即有明言，曰：“西平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我将借此为进取之资，成霸王之业，岂平夏偏隅可限哉?”[14]85引文中的“西平”即灵州，系李继迁攻陷灵州后所改。李继迁虽欲成“霸王之业”，但其在此后与宋的往来中一直都是以大宋定难军节度的身份出现的。 咸平六年(1003)十二月李继迁在攻取河西潘罗支时中流矢而死，子德明嗣位。德明虽亦有“桀骜显逞”“大起僭端”的情况[14]110，但与宋的交往中仍谨守臣子之道。对宋夏君臣秩序构成根本挑战的是德明之子元昊。宝元元年(1038)十月元昊称帝建国，“郊坛备礼，为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国称大夏，年号天授礼法延祚”[3]13996。宝元二年(1039)正月元昊又遣使入宋，告以称帝，并要仁宗“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2]2894。这一举措，彻底打破且正面挑战了宋夏间的君臣关系，大宋朝廷再也无法漠视。宋仁宗先是劝元昊去帝号，“洗心响善”[8]616。元昊不从，宋仁宗又于六月颁诏称“赵元昊戎汉余妖，边关小种，性含虺毒，志负狼贪”，准备对元昊采取军事强硬举措[15]908。康定元年(1040)正月元昊诱宋军深入，在三川口大胜宋军。战后，元昊便趁机进行试探性的议和，仁宗诏“所上表如不亏臣礼”即让鄜延、环庆经略司受表[2]2965。元昊以战促和的目的并未达到。庆历元年(1041)正月元昊放归被执塞门寨主高延德，令于延州请和。范仲淹回书中要元昊取消帝号，依旧臣属[4]247。二月，元昊又在好水川大胜宋军。十月，在张方平借南郊推恩、“示绥怀之意”[2]3192-3194的劝谏下，仁宗于是以赦书敕边吏、通善意。庆历二年(1042)元昊通过契丹使者谕意归款，仁宗诏庞籍招纳，曰元昊苟称臣，虽仍僭号亦无害，若改称单于、可汗故大善。于是庞籍要投宋夏人李文贵去劝谕元昊。元昊乃放归王嵩，复遣李文贵以野利旺荣书议和，朝廷许和，庞籍“抑止其僭”，“往反计议”[2]3332-3333。元昊又于庆历二年(1042)九月又发起定川寨战役，以战促和，全歼宋大将葛怀敏部。庆历三年(1043)正月元昊遣使致书延州欲议和，然上书称“男邦泥定国兀卒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称男而不称臣。仁宗不许，“请归更议之”[2]3343-3344。二月，朝廷派梁适去延州主持议和。四月，宋遣使答应元昊可以册封其为夏国主[3]13998。七月元昊复遣使议和，然犹“称男而不为臣，犹执前议”[2]3403。十二月，复遣使议和，被宋拒绝。无奈是月再遣使如宋乞称臣，但在答应称臣的同时，还请宋解除经济制裁，许市青盐、纳盐易茶及增岁赐，朝廷不许。庆历四年(1044)初因辽与宋达成增币协议媾和，元昊与辽朝关系逐渐恶化[16]，于是又对宋妥协，五月元昊又遣使来“复称臣，号夏国主”[17]。元昊作出重大妥协，完全接受了宋此前提出的条件。宋为使西夏专意与辽对抗，免其夏腹背受敌，亦从余靖言而迅速答应册封元昊为夏国主[2]3706。十二月，宋册元昊为夏国主[3]13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