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义军刘从谏擅位与晚唐藩镇秩序

　　唐穆宗长庆年间(821-824)的河朔复叛表面上终结了宪宗的中兴之业，但对朝廷与藩镇关系的影响可能并不剧烈。此后朝廷权威较宪宗时代有所下降，但绝非杜牧所说的“反修大历、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①。何况朝廷与藩镇的关系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或者线性变化的，而是在双方的互动甚至冲突中不断重塑的。值得注意的是，受到河朔复叛的影响，长庆二年武宁王智兴、宣武李以及浙西王国清等先后试图逐帅自立，但在李逢吉平定宣武李的叛乱后，穆宗时代就再也不见藩镇擅位的举动，朝廷与藩镇之间进入了相对平静期。但过去的研究要么有意无意地忽略穆宗、敬宗时期，要么将其置于“反修大历、贞元故事”的粗略框架下进行反思，很少会对其间的藩镇动乱进行有说服力的分析。

　　要想对这一过程有更准确的理解，既需克服现存史料的种种限制获得整体把握，还要从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详细解读。宝历元年(825)昭义军节度使刘悟去世后，其子刘从谏的擅位就是个值得重视的事件。日野开三郎很早就指出这是晚唐朝廷威令确立地域里唯一“世袭化”的例子②，其实从很多方面看刘从谏都不具备自立成功的可能。不过由于史书记载的疏略，过去通常将这起擅位置于藩镇易代之际“父死子继”的模式下轻轻带过，或者径直接受史乘的叙事，认为二千随来中军的支持或者贿赂权臣起到决定性作用③。考诸各种材料，刘从谏的成功原因绝不止于此，行军司马贾直言及其提供的策略也起到重要作用。而这一策略并非偶然，而是广泛存在于晚唐人的认识中，其内容也和代宗、德宗时期有着明显不同，反映出晚唐藩镇秩序的某些新动向。

　　一、刘从谏擅位的特殊性

　　刘从谏的擅位始于刘悟之死。两《唐书》载刘悟是宝历元年九月壬午(十二日)去世④，《资治通鉴》则记八月庚戌“暴疾薨”。⑤按说《唐书》的记载应直接源于《敬宗实录》，日期当不会有错，并且很可能是刘悟死讯到达长安的时间。《通鉴》则另有所取，《考异》就称：“据李绛疏云：悟八月十日得病，计是日便死。故置此。”⑥而李绛之所以“计是日便死”，是基于昭义军有“逗留掩匿，奏报已迟”的可能进而做出的推测⑦。《刘悟墓志》载：“宝历元年龙舍乙巳……刘悟疾作……以九月日薨于位，享年四十四。”⑧这除了印证刘悟确于九月去世外，还提醒我们要对《通鉴》的文字保持警惕。虽然《通鉴》中的唐五代史素以考订精审著称，但取舍并非都合理。刘从谏擅位一事的疏误就体现了这一特点。

　　关于这一过程，《通鉴》的记载最为详细：

　　八月，庚戌，悟暴疾薨，子将作监主簿从谏匿其丧，与大将刘武德及亲兵谋，以悟遗表求知留后。司马贾直言入责从谏曰：“尔父提十二州地归朝廷，其功非细。祗以张汶之故，自谓不洁淋头，竟至羞死。尔孺子，何敢如此!父死不哭，何以为人!”从谏恐悚不能对，乃发丧……时李逢言、王守澄计议已定，竟不用绎等谋。十二月，辛丑，以从谏为昭义留后。刘悟烦苛，从谏济以宽厚，众颇附之。⑨

　　《考异》提示，这段文字“从杜牧书”，并非来自实录。“杜牧书”指的是《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在9世纪前期的文人中，杜牧有着相当特殊的影响力。虽然他没有取得白居易、元稹以及韩愈等人的仕宦成就，但他的文字颇有纵横家的味道，善于使用夸张又斩截的描绘使人印象深刻，更是得到欧阳修、司马光等史家的认可，大量进入史乘之中，成为形塑历史的关键文本。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中对河朔尚攻战而不崇文教的夸张描绘。事实上，即便他未尝亲涉河朔地区，对那里的情况应该不会一无所知⑩。同样的，他对唐代昭义军史的构建也须谨慎对待。

　　这篇撰于会昌三年(843)，正值武宗朝大举讨伐昭义军前夕。杜牧在文中对昭义军史以及刘从谏家族的经营进行了详细分析，作为削藩的坚定支持者，按说应不存在美化的可能。不过杜牧的文字和《通鉴》并不完全一致，其载：

　　刘悟卒，从谏求继，与扶同者只郓州随来中军二千耳。其副倅贾直言入贵从谏曰：“尔父提十二州地，归之朝廷，其功非细。秖以张汶之故，自谓不洁淋头，竟至羞死。尔一孺子，安敢如此？”从谏恐悚不敢出言，一军闻之，皆阴然直言之说。值宝历多故，因以授之。(11)

　　很明显，杜牧的“值宝历多故，因以授之”被司马光订改为“时李逢吉、王守澄计议已定”。造成改动的原因，很可能是司马光受到《敬宗实录》系统的史书的影响。比如《旧唐书》所载“宰相李逢吉、中尉王守澄受其赂，曲为奏请”(12)，就和《敬宗实录》中的“从谏以金币赂当权者”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13)。唐长孺指出，《敬宗实录》修成于武宗年间，主事者李让夷等人立场靠近李德裕，对李逢吉多有污蔑之词，而李逢吉并非一味纵容藩镇者。(14)司马温公在此亦不全取《敬宗实录》，认为“事有无难明”，遂改成上述相对模糊的记载。这些区别固然值得推敲，但相比之下，刘从谏擅位的时机、方式与地点更值得注意。

　　敬宗宝历年间是长庆二年以来朝廷人事相对稳定的一段时期。外朝内廷的当权者中，宰相李逢吉和枢密使王守澄等都有四年以上的执政经历，李逢吉在敬宗去世前一月才卸任宰相，可以说二人基本主导了整个敬宗政治。不同于朝局的平稳，《卜将军墓碑》称该时期“藩镇骚然”(15)，不到两年中帝国的“顺地”里就先后有昭义刘从谏、邠宁高扶和横海李同捷等人谋图擅位。其中，高扶的擅位不见于史传，而是出自《陆逵墓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