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都城地望是先秦史地和楚文化研究中的重大疑难问题，也是楚国历史地理研究的核心问题。在楚国八百余年的历史中，楚都及楚核心区曾经历过多次变迁，其中只有东迁前的郢都和东迁后的陈郢、寿郢较为明确(陈郢在今河南淮阳、寿郢在今安徽寿县，东迁前的郢都一般认为在今湖北荆州纪南城遗址)。楚国大部分时期的都邑所在至今尚无令人信服的结论，给楚文化研究和先秦秦汉南方史地研究带来较大的困难。由于楚国历史记载缺失较多，因而从考古学上探索楚都就成为楚文化考古重点关注的对象，尤其为配合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工程，文物考古部门在三峡地区和丹江地区进行了广泛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整体而言，楚都研究仍面临较大的困局，难以深入。 清华简《楚居》的发表为解决楚都探索这一难题、深入研究先秦秦汉南方史地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楚居》详记历代楚君的居地，从传说中的楚先祖季连、穴熊到战国中期的楚肃王，对于楚都、楚史研究极为重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的学者对这批材料作了全面、细致的整理与注解，提供了一份很好的释文①，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读书会又对释文作了进一步的修订，并在网站上公布，为我们依据《楚居》研究楚国历史地理、探索楚都，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楚居》的研究有其难点，《楚居》文本特殊，与其他出土文献不同，大部分出土文献可与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相印证，但《楚居》所载地名绝大部分不见于《左传》、《国语》、《史记》等文献，而目前出土文献研究的主要路径是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证，这使得以传统路径来研究《楚居》、探讨楚国历史地理、考察楚都极为困难。目前研究中比较常见的是用同音通假等传统方法，将《楚居》地名与文献中的地名建立起联系。高崇文已指出，用音韵通假之法将《楚居》地名与《山海经》建立联系，恐怕有些牵强，难以信从，“如果以此来复原远古传说时代楚居，只能是众说纷纭，又返回到楚源于东、南、西、北、中的纷争之中，恐怕永远得不到一致性的意见”②。虽然高崇文所言主要是针对《楚居》的早期居地，但对《楚居》熊绎以后的楚国地名也同样适用。在缺乏直接文献证据的情况下，完全依赖同音通假来作为地名论证的主要手段，这在方法论上是危险的。陆宗达曾指出：“应用‘同音’、‘音近’的方法来解决通假问题和推求词义来源，是不能离开当时的语言实际的。如果离开确凿的文献语言的佐证，仅仅根据声音妄加推测，势必多有谬误，所以有人把‘同音’、‘音近’比作小学家犯罪的凶器，不是没有道理的。”③有鉴于此，若仅据地名线索，依靠同音通假等手段，将《楚居》地名孤立地与文献中只言片语的线索相联系，这样得出来的结果可能会有一些较可信的结论，但大多数情形下缺乏足够的可靠性，不仅猜测的成分居多，而且对于同一地名，有时不同的研究成果之间相差万里，其差距大到甚至无法求同存异。在这种情况下，要推进相关的研究，必须反思既往的研究路径、研究方法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因此利用《楚居》来研究楚都，需要在方法论上有一些新的思考、新的突破。 我们或可通过分析《楚居》文本的内在规律性来突破困局。首先，地名不是孤立的，地名之间有地理空间关联性。其次，《楚居》地名是与历代楚君相联系的，有时间因素存在，而楚君的时代与活动是有明确记载的，虽然相当简略，但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将《楚居》地名体系与楚国历史相联系的架构，我们可通过这种联系来探索《楚居》的地名体系与楚国地理空间之间的关系，确定其大致的范围。最后，《楚居》文本相对完整，《楚居》地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我们可从文本整体出发，分析其内在规律，从地名体系的变迁来讨论楚国历史地理，而非孤立地考订地名。充分利用这三点，我们或许可以突破目前《楚居》研究的最大难点，将《楚居》地名与楚国历史、楚国不同时期的活动范围联系起来，从而探索不同历史时期楚国与楚都的地理空间体系。 出土文献研究强调“体例为重，通读优先”④。而《楚居》文本的完整性和《楚居》地名的系统性，正好为按这一原则进行研究提供了基础。在《楚居》地名难以与传世文献建立直接联系的情形下，我们可另辟蹊径，通过《楚居》文本的内在规律性来探讨《楚居》地名、并与楚国历史架构联系起来，进而考察楚国的居地及迁徙历程。经通读《楚居》文本，我们发现可以将《楚居》地名按时间段分成地名组，而且《楚居》每出现一批新地名，从前的旧地名一般不再出现。这一规律暗示我们，一批新地名的出现和旧地名消失，或许意味着楚国的活动地域发生了较大变化，即楚君的居地或楚都所在发生了迁移。如果将这一现象与楚国历史相联系，并将之与楚文化考古业已取得的成果做综合研究，全面整合出土文献、传世文献与考古研究，或许能将楚国不同时期的居地及其迁徙历程理出一个大致可信的脉络来，在《楚居》、楚都和楚国历史地理的研究上有所突破。 一、《楚居》地名组的划分 《楚居》起自季连，终于楚肃王。季连至熊狂为楚先祖时代，季连晚期至熊狂均居于“京宗”。关于“京宗”，学者已指出“京”在周代一般指都邑，而“宗”字原义则为宗庙⑤。“京宗”亦可能不是一固定地点，晚商时季连所居“京宗”和穴熊最初所居“京宗”应在中原地区，而周初时熊狂所居“京宗”应靠近关中，或在丹江流域，二者不是一回事，因此“京宗”应是楚史传说时代末期楚人居地的统一名称，类似后来楚都名“郢”，兼指政治中心与祭祀中心，为芈姓首领所居之宫观与芈姓一族祭祀先祖之宗庙的合称，用以指代都邑所在，为芈姓一族都邑的专用名称⑥。此外《楚居》所载丽季(《史记·楚世家》称熊丽)事迹，具有明显的传说特征，因此楚先祖的时代下限应为熊狂，而楚国的历史时代则始于熊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