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延安的文艺活动对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早在整风运动中，鲁迅艺术文学院(1940年5月前称“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简称“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就指出，“各根据地在文化活动上受延安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事实”①。由于“延安是个政治文化中心”，所以，不但是延安影响了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1941年进入鲁艺戏剧系学习的李波看来，甚至“鲁艺搞什么，就影响其他解放区也搞什么”②。在文艺活动上，这显现出了“中心”对“地方”的引领和带动作用。然而，延安与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文艺活动方面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向的影响与被影响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启发、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总的来看，延安的文艺活动对于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影响是显著的，但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前方”，对作为“后方”的延安也产生了影响，其在血与火的战争一线所开展的文艺实践，为延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作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③，晋察冀边区的前期戏剧对延安剧运新方向产生影响，就是一个显例。从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到1943年初新秧歌运动兴起、《保卫边区》等代表性剧作出现，是延安剧运新方向的形成期。在这一特定历史阶段，晋察冀前期戏剧为延安剧运新方向的形成提供了借鉴和助力，事实上成为延安剧运新方向建构的重要资源。 一 所谓“晋察冀前期戏剧”，特指从1937年11月晋察冀军区成立至《讲话》发表之前在晋察冀边区这一区域中出现的戏剧，其中包括戏剧作品和戏剧理论。它对于延安剧运新方向的影响，首先是通过戏剧作品在延安演出而产生的。1942年8月至1943年3月，一二○师战斗剧社奉命来到延安，其间献演了以三幕剧《丰收》为代表的反映敌后现实斗争生活的晋察冀前期戏剧。这在延安剧坛产生了很大反响，从内容层面有力推动了延安剧运向新方向的转变。1938年底，一二○师主力在贺龙师长和关向应政委的率领下，从晋西北驰援晋察冀边区的冀中地区。自此直到1940年初奉命回师晋西北，随军行动的战斗剧社一直在晋察冀活动，成为晋察冀一支重要的文艺力量。该社此时期创演的剧作也成为晋察冀前期戏剧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9年6月，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并庆祝晋察冀边区戏剧座谈会的召开，战斗剧社、抗大二分校文工团、西北战地服务团集体创做了三幕话剧《丰收》，由莫耶、刘肖芜、张可分别执笔第一、二、三幕，并在边区政府和军区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首演④。作为“反映敌后军民英勇斗争有血有泪的第一部创作”，《丰收》是在“敌后艰苦的斗争”中诞生的⑤，因而有着很强的现实性。这里所说的“现实性”具有丰富的蕴含，主要是指：剧作既在题材上反映现实斗争生活，又通过其宣传、教育等社会功能的强化反过来影响现实，发挥其配合政治任务、为民族革命战争服务的作用；而要使剧作达到对现实斗争生活的及时而正确的反映，剧作者就必须到群众中去深入生活。 关于《丰收》的主题，莫耶在该剧改订本(油印)的《前言》中说得明白：起初，“由全体热烈的讨论，决定这剧本的主题是‘建立子弟兵，武装保卫丰收’”⑥。在确定这样一个具有很强现实意义的主题后，剧作者围绕主题开始搜集材料、分析人物性格，并进而去深入生活。最终，他们将主题与材料相结合，敷衍出了一个具有很强现实性的故事。其核心情节为自卫队员陈永祥从起初不愿参军到最后在事实的教育下踊跃参军的变化过程。在第一幕中，陈永祥虽赞成抗日，但是当农会主任刘大叔来动员他参军时，他却因为留恋家人、留恋田园财产和丰收的麦子而犹豫不决。在第二幕中，农民们在收割麦子时遭到敌人捣乱，便响应村公所的号召实行空室清野，陈永祥也逃到了外乡。第三幕中，敌人被我军打退，陈永祥回村后看到村子里的房子已被烧去大半，而他视为命脉的家和麦子已全部被烧。此时，在刘大叔等人的鼓励下，他不顾妻子的牵扯，下定决心去当兵。剧作以这样的故事架构和人物塑造，在揭露敌人的凶残、批评以陈永祥妻子为代表的农民自私自利观念的同时，重点表现了农村的丰收要靠武装保卫、农民的子弟要参加抗日武装的道理。 1941年，李伯钊在总结包括晋察冀在内的敌后文艺运动时指出，敌后戏剧作品所摄取的题材“都是敌后现实斗争的片段和民众的生活”，其“主题，差不多都合乎现实的需要，部分地解答了社会所提出的一些重要的课题”⑦。《丰收》对于具有强烈现实性的题材和主题的表现，正代表了敌后戏剧作品的这一特点。因此在演出过程中，它也充分发挥了宣传鼓动群众、服务政治斗争的作用。使莫耶难忘的是，有一次“当演至群众送子参加八路军时，台下群众也纷纷跳上台来要求参加八路军”，这使她强烈地感受到了“抗战文艺为革命战争服务的巨大力量”⑧。正因为《丰收》迅速反映了现实斗争生活，并且充分发挥了戏剧的社会功能，所以，它成了“晋察冀边区话剧发展的新的里程碑”，“把抗战初期的话剧创作向前推进了一步”⑨。 战斗剧社在延安演出的晋察冀前期剧作除《丰收》外，还有成荫的活报剧《晋察冀的乡村》和莫耶的儿童剧《荒村之夜》等；此外，该社还演出了成荫此期在延安新创作的、继承了晋察冀前期戏剧精神的《虎列拉》《自家人认自家人》《求雨》等。它们与《丰收》一样，都反映了敌后军民的斗争与生活，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例如，《晋察冀的乡村》1939年11月在庆祝晋察冀军区成立两周年大会上首演。它共有三场：第一场表现边区军民宁静和平的生活；第二场为过场，呈现日寇烧杀抢掠的情景；第三场状写边区军民重建家园，重新过上宁静和平的生活。该剧以“极为简单却又极不简单的重复”，“把我们中华民族在敌人面前坚忍不拔、顽强刚毅的民族精神，形象地矗立在人们面前”⑩，使观众了解了敌后的真实生活，强化了人们抗战必胜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