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基层治理要以“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更加健全”①为核心纲领。基层治理模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治理模式既要符合各国“现代化”的发展特质，更要取材于“中国式”的国情特色。以浙江诸暨为代表的“枫桥经验”立足于当地客观实际，打破以往西方式治理模式“先发展后治理”②的窠臼，挖掘中国式基层治理智慧，创新发展出“网状脉治理”新模式，是值得复盘、探讨的典型样本。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对于“枫桥经验”的学术研究颇为丰富。在“基层治理”这一视域，许多学者专家探讨新时代“枫桥经验”所呈现出的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理论创新，例如，朗晓波、李颖、宋淑敏以杭州市上城区为例，归纳新时代“枫桥经验”在特大城市中的应用模式。③陈傲、任佳、朱益平结合我国在联合国维和警务区推广“枫桥经验”的实践经历，探讨向国际推广“枫桥经验”的合理机制。④曹海军、沈博仟则以技术平台为切口，分析数字治理与“枫桥经验”的结合路径，为提升治理效能提供镜鉴。⑤以上学者大多关注“枫桥经验”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所展现的个体经验。在此基础上，有学者也意识到应当将“枫桥经验”由单纯性的经验总结升华至系统的治理科学体系。其中，浙江警察学院的党委书记蒋建森和“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研究院邵安教授就提出要完善新时代“枫桥经验”理性知识体系、制度规范体系、时间适用体系，将“一地”的治理方案提炼升华为“全局”的治理范式，为各领域基层治理提供理论支撑、路径参考。⑥尤其是“枫桥经验”对于基层矛盾纠纷的解决机制，不仅是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精华所在，更从中可以提炼出具有实践意义的纠纷解决机制结构理论。⑦以上学者的研究标志着针对“枫桥经验”这一理论“富矿”的研究已经开始透过现象看本质进行挖掘，更注重上升为一般性规律的理论研究。有鉴于当前对于“枫桥经验”运行逻辑、架构的总结性研究较少，本文借鉴植物学中“网状叶脉”这一概念，以中国式现代化基层治理模式内涵为理论基础，理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运行逻辑，提炼出“网状脉治理”这一新的中国式现代化基层治理运行模式，为该模式的推广提供理论支持。 二、“枫桥经验”：中国式现代化基层治理模式的典型样本 选择“枫桥经验”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基层治理模式的典型样本，是因为其凸显出了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基层治理的核心内涵。因此，有必要先厘清中国式现代化基层治理的核心内涵，才能更好地说明以“枫桥经验”作为研究切口的典型性。 (一)中国式现代化基层治理模式的核心内涵 1.根本宗旨：以人民为中心。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赞成不赞成作为衡量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⑨基层治理必须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其实践的根本宗旨，这是由基层治理的实际需求所决定的。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之下基层治理模式必须妥善解决三个问题，即“基层治理为了谁”“基层治理依靠谁”“基层治理谁判断”。这三个问题，分别从受益人、参与人、评判人三个维度为基层治理的发展找到了出发点和落脚点：首先，基层治理的受益人为人民群众。成功的基层治理模式必须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呼声与需求，从实际出发切实解决基层百姓所面对的问题。基层治理模式必须秉承实用主义，形成与当地现实情况相适应的实践路径，切忌脱离实际陷入虚无主义。其次，基层治理的参与人为人民群众。基层治理在肩负共同价值与共同责任感的基础上，充分调动政府与民间的资源，达成基于共同参与、共同出力、共同安排、共同主事的“合作式治理”信任关系。⑩“合作式治理”改变以往政府全知全能视角，通过公众的参与，形成政府与民间的交流机制，达成凝聚共识的效果。最后，基层治理的最终评判者为人民群众。基层治理模式的成功与否理应由人民群众自下而上进行评判，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是衡量基层治理成效的重要标准。在当下数字治理的大背景下，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可以直观地通过数据呈现与反馈，以此协助改进和提升基层治理模式的质量和水平，实现基层治理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 2.根本目标：实现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双重满足。春秋时期管仲曾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11)强调了经济基础对于社会道德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性。只有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上，人们才能更好地追求精神层面的发展。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治理模式一方面要夯实物质基础，促进资源的合理调配，以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尤其重点关注发展不均衡、问题突出的地区，将治理政策的影响力具象化到个人，解决所存在的实际困难。另一方面，也要重视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创造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将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实践过程中，要深入调研了解人民群众的精神追求、文化喜好、价值观念等，精准把握他们的精神需求导向。加强公共文化建设，包括建设更多的文化设施，提供多样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完善追求精神生活的必备条件。注重教育和思想引导，加强人民群众的精神素养培育，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意趣，推动人民群众进行文化创作和创新，不断丰富自身的精神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