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回歸祖國25年來，整體上經濟快速發展、社會和諧穩定，在實踐“一國兩制”上取得了喜人的成就，舉世矚目。在諸多促成澳門特色“一國兩制”成功的因素中，有一點至關重要，那就是澳門特區成立前後新的價值共同體的逐步形成。而在此一過程中，澳門學術發展又起了重要的積極作用。 我們一直認為，澳門學術一向帶有強烈的現實主義關懷和實用主義導向。澳門當代學術是伴隨澳門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而形成發展起來的，1999年的巨大政治變遷是其轉折點。與此同時，澳門學術進步又成為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助推器，特別是學術討論的社會化為澳門回歸做了很好的思想準備，為特區成立後新政治共同體主流核心價值的形成產生了重要的促進作用。本文試圖簡略回顧澳門回歸前後25年的社會思潮、學術動態，初步探討澳門學術發展與價值共同體形成的共生關係，以期拋磚引玉，引起學界的關注和深入研究。 一、回歸前夕的焦慮與期待 澳門歷史發展進程獨特，歷史研究也以中葡兩國對澳門主權之爭為發端，帶有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從澳門本土視角看，華洋長期共處分治的狀態，很難形成價值共同體，歸屬感、自豪感也不一致。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為該國政局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由此建立的第三共和以非殖民化作為取得其正當性的來源，同時承認澳門為中國領土，為中國政府在將來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創造了有利條件。1979年，中葡兩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澳門政治法律地位也逐漸明朗。1986年6月30日，雙方正式展開關於澳門前途問題的談判，並於1987年4月13日簽署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確定中國政府將於1999年12月20日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1988年1月15日，澳門進入政權交接的過渡期，從此揭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篇章。 1.歷史的必然 1978年，中國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港澳回歸、祖國統一成為了歷史的必然。港澳順利回歸，也是改革開放的重大成果。港澳回歸前，相關與內地聯繫的討論大多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經濟協同發展層面。1983年7月，廣東省政府展開建立珠江三角洲經濟區的調查規劃工作，作為帶動全省經濟發展的引擎，首次將港澳納入考慮，包括三個層面：第一層是珠江三角洲各市縣；第二層是珠江流域廣大地區，包括廣西、湖南、湖北、雲南、貴州、江西、福建等省的部份地區；第三層，從長遠看，還應把香港、澳門包括在內，組成具有國內和國際經濟中心功能的特殊形式的經濟區。① 1984年11月8日，澳葡政府經濟協調政務司高樹培(João António Morais da Costa Pinto)在一場關於澳門經濟發展的專題演講中對此作出呼應，提出“澳門未來的經濟是與中國整個南方的發展有關的”。②1985年，有前往珠海考察的北京大學學者也認為珠海將“與澳門經濟上逐漸連為一體(我以為，經濟一體化是政治一體化必要前提這一趨勢，無論如何總是不可避免的)”。③ 1986年，時任中山大學港澳研究所副所長雷強提出，要在港澳的資本主義制度及深珠社會主義制度之間協調出一個可以開始大規模合作的途徑。例如珠海單獨建深水港及機場就難以發揮經濟效益，所以無論是珠海或澳門，單獨去建機場及深水港都不會理想。④同年12月，新就職的澳門總督馬俊賢(Joaquim Pinto Machado)在接受採訪中也提到，港澳兩地還應增加一個夥伴就是廣州。穗、港、澳在珠江三角洲形成一個三角，這三個城市有許多相似之處，亦各有所長，可以互為補充，相輔相成。⑤ 1988年11月，合和集團董事總經理胡應湘提出興建港澳跨海大橋。1993年2月，珠海市提出興建連接珠海和香港屯門的伶仃洋大橋。可惜，兩個旨在促進粵港澳經濟一體化發展的方案都不獲港英當局認可。 1989年3月，有讀者在澳門《華僑報》撰文，認為“省港澳”經濟一體化，在將來成立特別行政區後，沒有歐洲那樣複雜的藩籬和障礙，卻有着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差別。設想今後所謂“省港澳”經濟一體化，應是以穗港澳三點及珠江三角洲這樣一個大致的經濟地理範圍及其附廓形成一個開放經濟協作區，穗港澳各自發揮優勢並以鄰之長補己之短，相輔相成；在廣州與珠江三角洲的支持下，充分發揮港澳兩座南大門對祖國經濟建設與國際貿易往來的作用。這種協作是在兩種制度的交叉前站地帶的協作，是彼此有選擇地“投其所好”而着眼於國際市場競爭和有利祖國建設的協作，是“一國兩制”下的協作。澳門目前還是這個設想中較弱的一環，但是澳門具有和香港相似的特殊優勢可供利用和發揮，前途無量，可以借鑑穗港之長，迎頭趕上。⑥ 今天回顧，雖然意見不盡相同，但當時不乏對港澳未來發展和粵港澳合作大膽之設想，而且這些設想如今都漸漸實現，令人欣佩。更重要的是，當時已有有識之士認為港澳回歸實屬歷史必然：如今港澳正是面臨着一種歷史力量的震撼。這是整個中國的歷史、文化和民族性的因素在他們背後發生作用，亦同中國正處於一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世界有關。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