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初的中国，面对社会激变和思潮交锋，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革命知识分子开始重视劳动者的地位及其在社会变革中的角色。十月革命中俄国工人阶级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并取得成功，以及“一战”期间中国输出到欧洲战场的15万华工被西方媒体广泛称颂，令蔡元培、陈独秀等中国早期知识分子颇为震撼。1918年11月16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宣称“劳工神圣”，预示了一个属于劳工的新世界的到来。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对“劳工神圣”的推崇，不仅是对劳动者地位和作用的肯定，更是对社会主义理念的逐步接纳和本土化过程，是与传播与接受社会主义并行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学界有所关注①，但劳动观、社会主义观及政治进程之间的学理关系，仍需做进一步的深化分析。只有结合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从中国共产党对“劳工神圣”的认识入手，才能探知中国共产党为何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几次调整劳动政策的历史成因。 一、在“劳工神圣”论战中宣传和认识社会主义 民国初年，当社会普遍认识到劳动的重要性时，工人阶级“不若骡马”的状况却日益严峻。如当时刊登的《劳工神圣的反面观》一文揭示了劳动神圣化与劳动者社会地位低下之间的矛盾，由此在知识界产生了疑问：如果劳工确实神圣，为何将劳动者视为下等人，而非劳动者则被视为上等人?这一矛盾促使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工人阶级的处境，并进一步研究社会主义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激烈的理论辩论和碰撞，其中包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思想交锋与论战。 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对中国发展真正的社会主义持悲观态度。张东荪在分析中国劳动阶级的情况时提到，中国劳动阶级缺乏阶级意识，“在他们的阶级意识未生以前，这种未自觉的劳动者，人数又少，直不能有何势力”②。因此，张东荪认为当前中国的社会改革只能是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条件，而不足以引发一场社会主义运动。同样地，梁启超否认中国存在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③，并指出在没有劳动阶级的情况下，社会主义“不能实现于今日之中国”。在此背景下，宣传“劳农主义”并不会实现理想的社会变革，而更有可能引发伪劳农革命，这样不仅无法促进民生福祉，反而可能造成危害。④显然这种劳工观带有较为悲观的色彩，表明了他们尚不能接受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 在1920至1921年间，陈独秀、李达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针对社会主义的批评展开了理论反击。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中设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专栏，以驳斥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主张。同时，李达在其作品《张东荪现原形》和《劳动者与社会主义》中强调中国劳动阶级与国际资本阶级的对立关系，并指出中国虽有劳动力过剩，但劳动阶级的核心问题是缺乏强有力的组织。⑤李大钊撰写《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进一步展开讨论，而何孟雄与蔡和森分别撰写的《发展中国的实业究竟要采用什么方法?》和《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均支持社会主义观点。陈独秀指出，中国社会的黑暗已经达到极点，要想推翻反动统治，改变中国的社会状况，只有通过组织劳动者，建立革命团体并改革生产制度，才能实现“中国独立之目的”⑥。这些观点也不单单停留在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上，而且认识到劳动者将在中国社会伟大变革中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 蔡元培等并非是最早关注“劳工神圣”问题的，事实上是无政府主义者首次提出“劳动为人生之天职”的理念⑦。五四运动前后，无政府主义提出“劳动者，神圣也”的观念⑧，推动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劳动平等性的认知。1918年，《劳动》月刊由吴稚晖、梁冰铉与刘石心共同创办于上海，该刊物倡导“尊重劳动，提倡劳动主义，维持正当之劳动，排除不正当之劳动”⑨，进一步普及了劳动尊严的概念。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如邓中夏同样重视劳动的重要性，他在《劳动音》的发刊词中指出，“劳动是人类生存的第一个要件，劳动就是进化的原动力，劳动就是世界文明的根源”，并称其为“神圣的‘劳动主义’”。⑩但邓中夏提出的“劳动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具有天壤之别，超越了劳动本身的特质。 一是无政府主义者倡导的劳动是以绝对自由为前提的，具有空想色彩。在他们看来，真正的理想不仅仅是劳动本身，而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个体的自由。1919年2月，《奋斗》杂志发表了易家鉞和朱谦之等人的《我们反对“布尔扎维克”》一文，表示对任何形式权力(无论是资本家、政治家还是劳动者的强权)的否认，强调了对平等和自由的绝对追求。(11)他们极力丑化中国工农群众，并否定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这种思想虽重视劳动，但未能提供具体的实施方案，也没有为旧社会向新社会的过渡提供实际帮助。对此，施存统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批驳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能避免资产阶级复辟的观点。他们认为，在阶级未被消除之前，不仅需要国家，而且应该是一个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这个国家的目的是用来撤废一切阶级的”(12)。这就明确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方向，显然受到了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内在影响。 关于如何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讨论，不应限于是否采纳社会主义这一议题，而是需要更深入地探讨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及其实施方式。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达主张“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13)。在李大钊等人看来，为了镇压反动势力的复燃并巩固新制度及新思想，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过渡阶段。在此期间，“以无产阶级的权力代替中产阶级的权力，以劳工阶级的统治代替中产阶级的少数政治”(14)。这就进一步肯定了劳农是实现社会革命目的和发展的主要力量。 二是无政府主义设想的理想化劳动立足于农业，却忽视了工业(15)。在《劳动》月刊的“劳动者言”中，提到了农业与工业两种劳动形式，其中特别强调了农业劳动自给自足和自由自治的优越性。对此，李大钊将无政府主义描述为一种对工业社会持拒绝态度的思潮。(16)蔡元培在提出“劳工神圣”口号时赋予“劳工”一词广泛且中性的含义，等同于“工作”(work)一词(17)。1918年11月，他提出了一个更广泛的劳工概念，其中不仅包括传统的体力劳动者如金工、木工，还包括使用脑力的工作者，如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也就是说，蔡元培将劳工的定义扩展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任何利用自身劳力为他人带来益处的活动都属于劳工。这种宽泛的定义虽然试图提升所有形式劳动的社会地位，但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资本家与工人的界限。(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