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的传统文化观问题，学界已多有探讨，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是，当前学界的研究大多囿于对毛泽东传统文化观的直观描述，缺乏对这些具体观点内含的认知范式的深入研究。毋庸置疑，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改造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论题，在不同历史时期，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评价和看法存在变化，甚至形成了截然对立的观点；即便在同一历史时期，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评价和认知也存在很多微观层面的变化。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主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传统文化加以认知，但马克思主义并非毛泽东认知传统文化的唯一理论工具和方法。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可以表述为一种“合我者用，不合我者去”的实用主义立场。这似乎同样陷入一种一元论或者独断论的思维怪圈。在笔者看来，毛泽东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中存在一个多元的认知范式问题。所谓认知范式，就是隐匿在具体的观点背后的认知结构或者思维方式。这种相对稳定的认知结构，有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毛泽东对传统文化认知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概言之，这一多元认知范式结构至少表现为三种具体范式，即人文认知范式、科学认知范式和唯物辩证认知范式。本文主要对这三种认知范式加以阐释和评价，并尝试揭示这三种认知范式对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启示意义。 一、人文认知范式：从人文精神的角度认知传统文化 所谓人文认知范式，是指毛泽东坚持从人文精神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认知和解读的一种范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方式就是从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价值理念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早年在对传统文化进行评价时，就认为中国民众往往迷信思想盛行，迷信鬼神，迷信强权，完全没有个人，更不知民主为何物。毛泽东强调贵我，主张独立人格和民主，这一认知倾向蕴含了他对待传统文化的认知范式问题，即人文认知范式。强调个人，这里其实已经涉及关于中西文化的比较问题。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家庭和伦理本位，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个人。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明显的改变是在五四时期，从他发表在《湘江评论》的文章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一点。但也要看到，毛泽东虽然对传统文化持激烈批判的态度，但在认知范式上却保持相对稳定性。他说：“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①在完成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之后，仍然能看到这种人文认知范式的影响。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②1944年7月18日，他在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武道时说：“中国历史上也有它自己的民主传统。共和一词，就来源于三千年前的周朝。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农民富有民主传统。千百次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有着民主的含义。”③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读《聊斋志异》的《小谢》篇时评论道，“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④他在读《三国志集解》的批语中说：“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在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⑤从这些论述不难看出，在不同历史时期，人文认知范式一直贯穿着毛泽东对传统文化认知的始终：最初，他以民主、自由等人文观念审视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其中缺乏这些价值理念；之后，他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民主和自由等人文价值，进而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有这些价值理念存在的。暂不论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认知是否具有合理性，他从人文视角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认知的范式是值得肯定的。 从人文认知范式的角度而言，这种认知范式意味着从传统文化中挖掘与民主、自由和平等相匹配的价值资源，其本身更是一种尊重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人文精神。也就是说，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方面，首先要持一种人文精神的态度。从这种态度出发，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丰富精神资源。正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的：“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⑥这些文化典籍蕴含了丰富的人文价值理念，比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自强精神，“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精神，“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和合精神，“与朋友交而不信乎”的诚信精神，等等。1947年10月中旬，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期间曾参观白云寺。据李银桥回忆，在去白云寺前一天，毛泽东问他有没有去过寺庙，李银桥不以为然地回答“都是一些迷信……”，毛泽东纠正道：“片面，片面!那是文化，懂吗?”“那是名胜古迹，是历史文化遗产。”⑦佛教的理论特质是唯心的，也是非科学的，但毛泽东并没有从唯物和科学的角度加以简单地否定，而是特别强调了寺庙的历史文化价值。在毛泽东的日常谈话中，常能感受到这种人文认知范式，这跟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对待中国佛教文化的基本态度是一致的。毛泽东早年从中国佛教文化中看到了“慈悲”“大雄”“信仰”等人文价值理念，这可以从《祭母文》等早期文稿中得到佐证。而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年代铸就的人民情怀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品质，从这里似乎也可以看到一些思想联系。换言之，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佛教文化中的优秀价值理念有机融合起来，实现了对中国佛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在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过程中，这种人文精神是我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甚至可以说是一条底线。如果无视这条底线，历史的教训是惨痛的。作为认知主体，只有具备这种人文情怀和态度，才不至于在认知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出现一些极端的偏向。比如，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一些知识分子以极端方式批判传统文化，或有矫枉过正的现实考虑，但这种极端行为本身何尝不是人文精神的缺失?试想有哪种文化形态是绝对完美的，又有哪种文化形态是绝对丑恶的?毛泽东晚年在探索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主要还是持一种激进的批判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人文精神的旨趣，更具体地说就是从实用主义的立场把文化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新文化运动和毛泽东晚年对传统文化的激进态度，启示我们要客观理性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即首先要有一种人文情怀，不能简单地从一种实用主义的立场对传统文化加以取舍和评价。这种人文情怀即以传承发展传统文化本身为目的，而不是把传统文化视为一种工具或者可供我们随意拆解的积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