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市场不完美：垂直结构中的上游国企效率悖论

　　一、引言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学中永恒的命题。繁荣时期，“看不见的手”一度被奉为圭臬，但周期性的衰退反复告诫世人：市场并非完美，政府也不应仅扮演“守夜人”的角色。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及随后的长期停滞中，各国均掀起了国有化浪潮(金碚、刘戒骄，2009)。具体到中国实践，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市场失灵造成的负面影响，国企的资产负债率自2008年起大幅攀升且远超非国企(参见《管理世界》网络发行版附录一)，在要素边际产出递减的规律下，这势必会导致国企微观效率的损失。图1a表明：(1)自1998年“抓大放小”改革以来，国企的资产回报率(ROA)长期低于非国企。其中，随着2008年之前经济增速的提升，国企ROA有追平非国企的趋势，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二者差距持续拉大；(2)一方面，国企ROA与经济增速之间呈较强的正相关性，且该趋势在2008年后更为显著；另一方面，2008年之后，非国企ROA与经济增速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特别是2008～2011年间尤为凸显。一个自然的问题是，国企的微观失效是结构性的还是普遍现象。图1b对比了2008～2020年代表性行业中的国企和非国企的ROA，从中可知：虽然大部分行业中国企的微观效率都低于非国企，但越是相对上游的行业，国企的微观绩效越是低于非国企，而在相对下游的行业中，二者间差距远小于上游行业情形，甚至在个别行业中还出现了国企ROA更高的现象。更需说明的是，上游国企的微观失效并非常态，而是周期性的，且在经济危机期间尤为凸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后我国开展并完成了“抓大放小”改革，为消除危机产生的负面影响，我国政府采取了各项措施予以应对(刘元春，2001b)，其结果是这段时期内也同样发生了上游国企微观失效的现象(参见《管理世界》网络发行版附录二)。由此可见，上述周期性的现象与国企的逆周期调节行为紧密相关。

　　本文尝试从国资布局和宏观效率的双重视角对此进行研究。一方面，经过多年的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中国已经形成了“国企主导上游行业，非国企主导下游行业”的格局，文献中将这样的行业布局称为“垂直结构”(李等，2014；王勇等，2022；林晨等，2023)。另一方面，国企在参与市场化竞争的同时还承担着稳定宏观经济(郭婧、马光荣，2019)、提供公共品(科佩尔，2007)、开展基础研发(叶静怡等，2019)、保障国计民生(张宇，2010)和支持国家发展战略(卢因，1981)等(类)公益类职责，这造成了其在微观竞争指标上非效率(微观失效)，但在宏观影响上却是有效率的(宏观高效)，上述现象也被总结为“国企效率悖论”(刘元春，2001a)。虽然该悖论早已提出，但文献中更多是将国企视为一个整体。因此，当前国企微观效率出现的结构性分叉现象是已有文献既未关注，亦无法解释的。然而，上述结构性问题对于理解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和科学评价国企绩效具有重要意义。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国企承担上述责任，市场失灵理论指出，当存在市场不完美(Market Imperfections，也被译作市场缺陷)时，政策干预才会奏效，这也是危机期间各国政府都着手调控经济、国企效率悖论呈周期性的原因。结合国有企业长期作为我国宏观调控重要抓手之一的基本事实，本文亟须解决的理论问题是：当存在市场不完美时，上游国企为何会出现“微观失效、宏观高效”的效率悖论现象。

　　基于此，本文通过构建并拓展一个带有垂直结构的多部门静态一般均衡模型，并得出以下核心结论：分散均衡下，市场不完美的向上传导机制会导致资源错配，这使得此时的总福利水平低于全局最优均衡的情况，为达至宏观效率最优(福利最大化)则需要将资源更多地向上游配置，但这损害了上游国企的微观效率。上述核心机制亦得到了实证检验的支持。

　　

　　图1 不同所有制企业ROA情况

　　注：(1)ROA=净利润/资产总额。(2)上游度的计算详见第四章，该值越大表明该行业越处于上游地位。(3)图1b中的ROA为2008～2020年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行业均值。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二、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的写作逻辑为：(1)市场不完美导致分散均衡并非帕累托最优，这是宏观调控发挥作用的前提之一；(2)结合我国国情，需要国企主动承担稳定和推动社会发展的责任，但这也造成了国企微观效率的损失；(3)全面干预必然导致政府失灵，而垂直结构的形成极大增强了国企的宏观控制力，从而提升了政策效力。

　　(一)市场不完美与国企作用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表明：完美市场是分散均衡下实现资源帕累托有效配置的前提。然而，现实中的市场往往是不完美的，常见的市场不完美包括以下4类：融资约束、交易费用、垄断势力和马歇尔外部性(Marshallian Externality)。研究中国市场不完美的文献包括但不局限于：(1)融资约束。石贝贝等(2023)基于中国的制度背景，梳理了融资约束的相关文献，文章从宏观环境、企业特征和公司治理三方面分析了影响融资约束的因素，由此提出了相应的缓解方式。该文还对代表性文献中融资约束的衡量指标进行了详尽的归纳和评述，进而指出了已有指标的不足。(2)交易费用。阿罗(1969)首次明确定义了交易费用的概念，他指出，交易费用是经济系统运行的费用(具体包括：搜寻成本、产权界定费用、政策设计与执行的费用)。结合中国实际，夏杰长、刘诚(2017)发现，繁杂的行政审批提高了交易费用，阻碍了经济增长。(3)垄断势力。其定义为企业对产品定价的掌控力。王贵东、周京奎(2017)利用199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对此进行了详细测算，并发现在剔除了行政垄断因素后，国企的垄断势力是低于非国企的。(4)马歇尔外部性。其定义为特定空间内产业大量集聚带来的劳动力市场共享、投入产出关联和知识的外溢效应。吴建峰、符育明(2012)识别了马歇尔外部性的产业特征变量，并发现马歇尔外部性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鞠等(2011)进一步指出，在遵循比较优势的前提下，政府可以通过补贴和信息协调的方式，将马歇尔外部性“内部化”以推动产业升级，此举要优于市场经济下的资源配置。综上，既有研究已证实了上述4类市场不完美在中国的广泛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