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不变中求变：武术历史分期的认识逻辑 历史是什么，“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1]115。在对话中，变动的、特性迥异的因素是观察并发现历史认知维度的视点，并相连汇为一条曲曲折折的暗线，这让我们寻找武术文化的变化拥有一条可循迹的基本路向。许倬云先生认为：“历史只是一个变的总和，在这个变的总和里，有许许多多的因素，每一个都在发生，而每一个也不断地衍生出新的因素。时间这个因素是历史最重要的一个要件，就是说一切都在动，一切都在变，而各个因素配合起来，它们变化的速度不一样，变化的情况不一样，于是我们就有各种不同的组合，不同的排列”[2]4。这一总结对于我们认识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因为我们探讨历史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在“变”中取得对以往发展的经验总结和对教训的探悉，在不变中寻求变的逻辑，在变中寻求不变的存在。我们对武术历史的研究也是从“变”中起步。 重新认识一种传统文化的历史，首先要从历史的分期出发，这既是文化史研究的不争之实，也是开启中国武术历史研究新境的关键之钥。“在历史上，每个时期每个地域的文化都有其特有的规律，它们决定了不同文化形态的面貌，也决定了不同的文化阶段的特性”[3]。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武术的历史发展中何谓变，又如何变，都需要通过具象化的史料呈现。如何从纷繁冗杂的武术史料中发现武术发展的重大转折本身就是一个极具挑战意义的话题，而以这些重大转折的发现作为武术历史分期的依据，为重新认识中国武术历史进程，深化武术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提供了基本事实参照。从学术角度而言，历史分期的实质是“为了使自己的知识得到一种更简单的从而更有说服力的表述而把连续的历史内容依照从某种特定的角度选择的事实和一定的观念体系分为段落”[4]。对武术而言，历史分期不仅关乎武术学科建设，更重要的在于可以从总体上把握武术发展规律，鉴往知来。 中国武术历史的研究由1919年郭希汾编著《中国体育史》中“角力”“拳术”“击剑”“弓术”四编始，至1932年李影尘所编《国术史》形成第一部武术专门史，开启了围绕技法拳种、流派展开论述的武术历史研究体例，然而以传承脉络为基本逻辑的武术研究史料大多来源于民间，存在大量传说附会、取证不确的问题。直至1985年，习云太编著的《中国武术史》首次将武术置于中国历史背景中，以历史朝代为分期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华武术在中国历史发展中从萌生至成熟的基本规律。此后，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的《中国武术史》(1997)、周伟良的《中国武术史》(2003)、郭志禹的《中国武术史简编》(2004)、余水清的《中国武术史概要》(2006)、邱丕相的《中国武术史》(2008)等武术历史著作均以朝代作为武术历史分期的主要依据，然而以朝代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分期有其显而易见的局限性，“停留于朝代更迭的线性叙说，而疏于武术自身历史轨迹的寻绎，更缺乏必要的阶段分期和特征总结，所以无法展现古代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与规律。”[5]近年来，新理论、新史料以及新方法的突破不断拓宽了武术历史研究的领域和深度，武术通史研究层出不穷，郭玉成的《中国武术史》(2019)、马学智等的《中华武术通史》(2021)为代表的武术历史研究同样延续了线性进步史观为基础的历史分期。与此同时，在现代学术生产机制下，大量以朝代为历史分期的武术历史书著成为年轻一代学人进入武术历史研究领域时最先接触到的“路标”，甚至被内化为武术历史研究展开的前提。 就历史分期本体而言，武术的发展可以有多种分期的视角和逻辑，也应该有多种结果。在传统的武术历史研究中，基本采用历史学科中朝代分期法的武术历史分期虽然可以让我们通过中国社会历史的转折看到武术发展的基本轮廓，但文化发展与传统中国社会的王朝鼎革并不同步显然也是学界共识，因为作为一种身体文化的客观存在，武术自然有其本体论层面的发展逻辑，所以，传统的与政治史同步的武术历史分期显得不够准确。由此，我们对于武术历史分期的研究不能简单停留在政治史分期的基本逻辑当中，而应依据武术作为文化的本体及其社会属性的内在逻辑，从文化史的层面出发对武术的历史发展进行新的逻辑建构，从而使武术的历史分期更符合其文化本体的发展逻辑，而不是在一个模糊的政治史框架中进行探索。 事实上，武术在其历史进程中颇经周折，禁武之声不绝于史，武术史料的表达也多有偏颇。譬如，秦始皇既“收天下之兵”，为何项羽幼年时又能练剑，秦代侠客成群的现象又作何解？清朝初年，“禁武令”既下，明末清初时百花齐放的武术拳种又如何传续至今？当下，我们对秦代兵与武之间的辩证关系知之甚少，对清时拳与民之间的社会互动也探讨不足，对武术与整体社会文化的发展关联认识有限，那么我们对武术历史认知的多有误读也就不足为奇，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需要我们从客观层面对武术历史的分期研究进行新的尝试和探讨。学者们基于当下的社会发展需求提出，武术的历史是“偏于一隅”的技击术不断加深交流的过程[6]，因此武术历史研究也不能墨守成规，而是应该借鉴跨学科的新视角、新成果和新方法[7]，对武术发展的“结构过程与历史意义进行追述和重构”[8]。作为理解武术发展规律的重要凭据，武术的历史分期自然需要基于武术发展历程进行重新思考。 梁启超先生是现代中国历史研究方法论的先驱和重要探索者，他提出将中国历史分期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三个阶段。许倬云先生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历史的发展演进是一个群体进行持续集合的过程，从地理空间的意义上来说可以视为从地方性的集合，到区域性的集合几个递进的层次：最早的文化核心区逐渐出现，形成地方性的“中原的中国”；其上一层，进行了区域性的文化整合，即为梁启超所言“中国的中国”；更上一层，是更大区域的集合，即“亚洲的中国”；再上一层，是全球性的集合，即“世界的中国”，故形成中原的中国、中国的中国、东亚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世界的中国[2]11这样一个关于中国文化发展分期的基本理路。梁启超与许倬云有关中国历史分期的论述皆基于中国文明发展与世界历史进程的互动而展开，这一历史分期法将中国与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传统意义上华夏自为华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中外关系之夷夏观，中国文明似乎有独立于其他文明发展之嫌的割裂分期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