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边缘化的边疆:沈阳空间变迁与东北现代性的多重变奏

作  者:

作者简介:
宋念申,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北京 100084)。

原文出处: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本文聚焦沈阳核心城区自清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长时段变迁。但这篇以城市空间演变为主题的文章并不是城市史研究,而是借由不同权力在城市空间中的排列,揭示东北进入现代性的特殊路径。其核心问题意识是:东北边疆是如何展开“现代中国”这个统一多民族共同体叙事的。本文提出,沈阳城市格局的变化,生动体现了东北现代性的多重变奏特质。从明代辽东一座普通的卫城,到清代关外第一大都市,再到20世纪东北乃至全国最重要的工业和商业中心,沈阳城的发展容纳了近现代中国形成、转型与重塑的一系列重大主题。其中一个持续性的现象,是一对看似相互背反的动态轨迹:东北作为特殊“边疆”的不断被认定以及这一边疆之“边缘性”的逐渐消失。借助沈阳城市格局的案例研究,本文提出以去边缘化的边疆(de-marginalized frontier)为理解现代东北的一种可能。


期刊代号:G0
分类名称:文化研究
复印期号:2025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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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导论:沈阳与东北的现代转型

  作为中国东北第一大都市,沈阳的城市变迁极具代表性和象征意义。本文聚焦沈阳市最核心的城区——即今天和平区大部和沈河区的西部——跨越3个世纪的变迁。这个中心城区的空间演变从清初开始,到20世纪中期大致定型,本文把这3个世纪的变迁,看作是东北进入现代历史的缩影。

  为什么是沈阳?世界上所有的城市,无论大小,在最近的两个世纪中,几乎都经历了我们称之为“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转型。但就多元程度而言,沈阳不论在前现代还是现代时期,均凸显了宏观大势与微观个性。它的历史独特性在于其微妙的地理空间角色,即:在多重地理范围上,它和它所处的地域,既是核心也是边缘,两种性格同时存在。首先,从清代到今天,沈阳是中国东北最大最繁华的都市,20世纪以来也是中国最发达的工业中心之一。但是,沈阳毕竟是一座边疆城市,它地处辽河平原,西部与北部有蒙古草原游牧区,东部有吉林高山密林,南部有渤海湾,它成为受多种文化形态(农耕、游牧、集采、海洋)交叠影响的区域。就贸易昌盛程度而言,在1900年之前,沈阳(盛京)无法同长城以内的同级别城市相比。在更大的地区层次上看,满洲是清朝统治精英构想的故土,后又成为中、俄、日等各方势力角逐的场域之一。但以中原视角观之,东北意向又总指向荒野之地和战争前线。因此,沈阳以及东北总是处于“边疆”与“核心”之间的张力关系当中,既是边疆,又不是纯粹的边缘。明清以来,这里既是与北京关系紧密的“近边疆”,又是不断吸纳周边影响的“多边边疆”①。可以说,这种复杂交错的空间秩序,塑造了沈阳(以及东北)现代转型的特殊路径。

  具体而言,沈阳核心城区的演变,是三重权力结构相互叠加和竞争的产物,分别是:清代形成的以内外城墙和四郊构成的老城(今属沈河区)、20世纪在老城西郊建设的铁路附属地、同时代在老城和附属地之间建设的商埠地(今属和平区)。这三重结构分别代表着清朝、以满铁为代表的日本殖民势力和以张氏父子为代表的北洋政权这三种权力逻辑的空间表现。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现代沈阳的基本城市格局得以展开。在笔者看来,这个结构折射了东北边疆在“现代中国”这个统一多民族共同体中的变迁过程,并生动体现了东北现代性的“多重变奏”特质。这三重“变奏”最后统一于作为中国工业之都、“共和国长子”的社会主义城市建设之中。因此,本文借由不同权力在城市空间中的排列,试图揭示东北进入现代性的特殊路径。

  关于沈阳城市史,已有数量众多的专著和研究文集②,其中不少都深入探讨了空间演变与现代性之间的深度纠缠。在从这些研究中获益的同时,本文更强调从边疆城市而不是一般都市的视角来理解沈阳的特殊性,从而更好地反思城市与现代性的关系③。通过对沈阳的个案分析,我们可以理解东北在“现代中国”这个大主题中的特殊地位,同时也看到特定城市作为多民族国家的缩影,在内外互动交流中的塑成。如果将沈阳及东北放置于边疆、空间、现代等多重认知中,我们能够发现一个持续性的现象:即东北作为特殊“边疆”的不断被认定,以及这一边疆之“边缘性”的逐渐消失。这一对看似相互背反的动态轨迹,也许可以为我们理解东北进入现代的历史,提供一种新的理论可能④。

  二、盛京老城:统一多民族空间的形成

  讨论沈阳城市的现代进程,必须从清代盛京城的建造谈起。多数沈阳城市史研究将清代沈阳城的建设归于“古代”和“前现代”部分。的确,作为清朝的陪都,沈阳城的空间布局——比如内方外圆两组城墙、纵横垂直的街道、中轴线两侧对称的形状——更多体现传统中国城市布局的特色。但之所以要把清代沈阳(盛京)当作东北现代性变奏的第一部分,是因为它和关内城市存在着明显不同,这就是清朝通过城市布局,凸显了统一多民族的理念⑤。而统一多民族则是中国带入现代性的最为重要的身份标记之一。

  清代绝大多数时候称沈阳为盛京。但盛京并非沈阳的旧名,相反,沈阳是更早的名称。虽然这座城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但沈阳之名是直到元代(1271-1368)才确立的[1]。这座城池位于分开渤海与黄海的辽东半岛腹地,战略地位一向重要。它坐落在辽河平原中部,辽河平原是历史悠久的农业区,被东南方长白山山脉的森林区、西北方蒙古草原的游牧区和南方的渤海湾夹在中间。在明代(1368-1644),沈阳是辽东都司治下的二十多个卫所之一,这些卫所构成的防御系统同时威慑着西来的蒙古和东来的女真势力。1388年,明将闵忠重修沈阳城防,建起四方形砖墙,每边长约1.3公里,一横一纵两条主街道连接起四个城门,构成田字形内城。此形制奠定了后来沈阳城的基本形状[2],[3]41-50。

  沈阳从一个普通卫所发展为核心都市,与女真—满洲人政权的兴起相关。明末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1559-1626)于1616年建立后金政权(满文:aisin gurun),攻占了辽东地区。1625年,沈阳正式成为后金都城。六年后,其继任者皇太极重新规划了方形的城池,不但加高了城墙,而且将城门数量翻倍,从四个增加到八个,使每边有两个城门。与此对应,城内主街也由十字形的两条,变成井字形的四条。内城呈九宫格形状,皇宫占据了中间方格的大部分,周围则是王公们的府邸和重要衙门,市场及学肆兴盛。1634年,皇太极改城名为mukden hoton,意谓“上天眷顾的繁盛之城”,与满文名对应的汉文名字是“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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