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遗产观念与记忆具有天然的联系。“遗产”源于启蒙运动以来的“文物”和“美术”概念[1]，欧洲语境中的文物(monument)即纪念碑被树立起来，以公众观瞻来形塑共享记忆。文物是20世纪下半叶《威尼斯宪章》《世界遗产公约》等重要国际文献中的重要遗产类型，延续着记忆建构的社会功能。在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记忆思潮之中，遗产研究与记忆研究被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遗产不仅成为记忆研究的对象之一，记忆研究的理论、方法更是深刻影响着遗产研究。 有学者列举出遗产与记忆的多种关系——遗产可以是记忆的触发器、容器、沟通者、空间标记、叙事标记等[2]。对当下主义(presentism)来说，记忆与遗产都将过去拽入当下，重构被忽视、被遗忘甚至是被歪曲的过去，来应对当下种种危机[3]。记忆与遗产都是麦夏兰所说的“往昔在场”(past presencing)，它指“人们在当下的生活中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汲取、体验、协商、重建和展演过去”[4]，二者具有类似的工作机制。不同在于：记忆是抽象而个体化的，遗产是具体而公众化的。记忆过程是对输入信息的编码、存储和提取，回忆就是人在脑海中把往昔的信息重新在当下提取出来并再次加工，来应对当下的需求。遗产将这个个体过程拉入公共领域，将过往之“物”展现在遗产地访客面前，实现往昔的在场，通过专业的遗产展示与阐释，解释“历史”、应对当下与未来。 在遗产记忆研究领域①，研究视角、方法和对象纷繁多样，其中与创伤记忆相关的失调遗产(dissonant heritage)、黑暗遗产(dark heritage)、消极遗产(negative heritage)、伤痛遗产(heritage that hurts)与棘手遗产(difficult heritage)等研究领域的成果最为丰富②，遗产记忆的话语政治、身份认同问题也有不少讨论③。近年来，我国城市遗产研究之中逐渐引入记忆研究的思路④。这些研究表明：遗产与记忆具有相互建构的关系，往昔之物因一部分人的记忆而被认可、成为公众的遗产，又在访客拜访遗产地的过程中成为更多人的记忆。 多种形式的遗产展示⑤就是人与物彼此激发、协同行动的关要所在。“物”以物质性或数字化呈现，配合展览设计、导览解说与体验等展示手段，建立起人与物的互动关系，将未亲身经历的往昔纳入个体的记忆之中，完成个人、社区、国家乃至全人类的记忆建构。遗产研究领域往往应用人类学的相关理论来探讨往昔遗留之“物”的能动性，其中关于遗产展示实践的实证研究相对缺乏，记忆研究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在微观层面更好地解析遗产实践之中“物”如何与人发生互动，成为记忆建构网络中的行动者(actant)[5]36-39。 在人口多元、文化多样的城市之中，如何通过展示设计来建构地方记忆、塑造城市精神，对遗产记忆研究提出新的诉求。本文运用记忆建构的研究方法开展城市遗产的记忆展示实践解读，解析纽约城市记忆的展示手段如何建立人与物的连接，在情理交织之中呈现、交流、共享记忆，表达不同主体的文化诉求。所选3个案例涵盖了城市遗产记忆展示的多种方式与遗产管理的不同模式：高线公园将工业遗产转变为城市公共空间，由非营利机构主导管理；廉租公寓博物馆是由历史建筑改造而来的古宅博物馆(historic house museum)，由馆方及其信托机构与委员会管理；作为公立博物馆的纽约市博物馆则采用了传统博物馆的展示方式。三者以室内展陈、历史场景还原、户外和线上参与的展示方式，涵盖了从宏观历史、小历史到社区记忆等多元的城市历史与文化记忆。纽约这座文化大熔炉的城市记忆塑造策略或可启发上海城市遗产实践，思考如何通过遗产展示设计来展现“海纳百川”的海派精神。 1 遗产展示的记忆建构 现代记忆研究可追溯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象(image)被认为是等同于记忆的概念。1910年，伯格森提出记忆就是“物质”(matter)被人所知觉、进而表现为形象的交互过程[6]，由此奠定了视觉在记忆研究之中的主导地位。形象与记忆的关系分析被延续、拓展，1932年巴特莱特基于一系列接近日常生活环境的记忆实验来考察记忆的全过程。被试、被要求尽可能多地记住视觉图像、文本叙述以及由图像和文字构成的符号等几类信息[7]60-244。此后，言语或文本叙述(narrative)就成为视觉形象的补充，二者共同构成记忆研究的主要分析对象。由于二者又对应于遗产展示的展示对象和阐释说明，因此构成遗产记忆研究的2个分析类别，沃夫冈对博物馆展示的记忆分析就将视觉图像及其文字解释作为记忆的2种主要媒介，达成人与过去之物的直接交流[8]。 随着展示对象和手段的多样化，被展示的物既包括视觉形象，也可以声音、味道、数字化等形式出现。同时，遗产地和博物馆的空间环境设计越来越考究，营造出适宜记忆建构、交流的场域氛围。叙述性的阐释说明不再局限于文字展签、说明牌、语音导览，导览员和互动体验活动都丰富着展示设计内容，且随着网络与社交媒体的发展而更具传播力。在最近的研究中，麦夏兰将记忆媒介归纳为语言叙述、涉身实践(embodiment)和物质性3个大类，其中涉身实践包括感情(affective)和感官(sensorial)体验，物质性包括物本身和它所在场所[9]109-136。本文将这一记忆研究方法应用于城市记忆建构分析之中，并根据遗产展示的特殊性稍加调整(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