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爆炸

　　略说

　　“文化爆炸”(Cultural Explosion；Кyльтypный взpыв)是苏联享誉世界的文化符号学家尤里·洛特曼(Юpий Лотмaн)后期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围绕这一学术关键词形成的文化爆炸论是他学术生涯最后十年的思想结晶，也是他文化符号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与爆炸》(Кyльmypa u взpыв，1992)和《文化的不可预见机制》(Нenpecкaзyeмыe мexaнuзмы кyльmypы，2010)是洛特曼有关文化爆炸论的代表作，在这两部专著中他从多方面深入阐发了文化爆炸的成因、特点及其后果等，而由这两部著作引发的相关讨论已成为国际洛特曼学和文化学的新热点，也是我国洛特曼学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

　　20世纪70年代，洛特曼从信息论的角度出发，将文化定义为“所有非遗传信息(нeнacлeдcтвeннaя инфopмaция)①的总和，及组织和贮存这种信息的各种方式的总和”(Ceмuocфepa 395)。从那时起，他的研究始终围绕着文化信息的传递、保存和生成展开，但他最为重视的还是文化信息的生成机制，因为它直接关乎文化的创新和发展；而文化爆炸正是他在学术生涯后期提出的一种新信息增殖最快、最多和最难以预见的文化发展方式，集中体现着文化意义生成的本质特征。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洛特曼几乎将所有的精力都用于文化爆炸的相关研究。在他看来，人类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此一问题的认识水平。恰如其挚友叶戈罗夫(Б.Ф.Eгopов)所说，“爆炸的范畴是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晚年的主要热情和兴趣所在”(209)。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时值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洛特曼身患重病，但他的研究并未因此止步；国际秩序的大震荡使他感到时代正处于一次新的文化爆炸中，身临其境更促使他深思其中所映射出的文化乃至整个历史发展的方式和进程。文化爆炸论含纳诸多重要的文化议题，其中包括文化爆炸与历史进程的关系、渐进(поcтeпeнный)与爆炸的关系、文化爆炸的不可预见机制等，这些问题极富学术和思想价值，对处于文化巨变中的当下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综述

　　作为“事件”的文化爆炸

　　1992年，洛特曼的新著《文化与爆炸》出版，作为物理学概念的“爆炸”(взpыв)②一词赫然与文化联系在了一起。他在书中这样阐释道，“18至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一个可以被描述为实现隐喻的过程：社会文化进程处于爆炸方式的影响中。这里的爆炸并不是一个哲学概念，而是与火药、炸药或原子弹的爆炸有着庸俗的关联。爆炸，作为一种物理现象只是隐喻性地转移到其他进程中，等同于现代人的毁灭性思想并成为破坏性的象征”(22)。可见，文化爆炸并不是一个形而上的名词、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类具有典型特征的、实实在在发生的“事件”(coбытиe)的隐喻说法。在洛特曼看来，并不是所有发生的事情都能被认定为事件，比如“定期和经常性的事件，根本就不是事件”；任何一个系统都无法预见的、能引发事故的事情才可称之为事件，它是“超出有关结构的某种力量侵入的结果……它可能是一场灾难、一种迄今为止未知力量的意外入侵”(Henpecкaзyeмыe 40)。爆炸的本质正是此类事件的发生，因此，文化爆炸史亦可称为文化事件史。洛特曼形象地用“爆炸”一词的原始意义来隐喻他所指认的这种文化发展形式，呈现出了文化爆炸所蕴含的冲击力。当然，他也指出，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爆炸的概念，毕竟这个概念是由日常经验决定的；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文化爆炸才与这一概念的日常内容相关(Кyльmypa u взpыв 213)。简言之，所谓“文化爆炸”只是一个隐喻，喻指文化进程中发生的不可预见的突变；它既是一种创新力量，极大地推动着新事物的诞生，又是一种破坏力量，或许会终止或改变原有的文化进程。

　　在洛特曼对文化爆炸事件的论述中，“线性”(линeйноcть)、“不可逆”(нeoбpaтимоcть)、“不可预见”(нeпpeдcкaзyeмоcть)、“偶然”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个修饰语。洛特曼承继了西方主流史学传统，认为文化史，或广义上的人类发展史，是线性史而非循环史。一般而言，现代读者对线性史观比较认同，甚至普遍认为社会发展呈线性向前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然而另一方面，循环往复的观念不仅在古代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在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当代社会，轮回观这样的佛教文化也十分盛行。历史上称誉循环史观的诗人和哲人并不鲜见，例如俄国诗人丘特切夫(Фёдop Tютчeв)将和谐理解为永恒不变或循环往复的运动，一如昼夜交替、四季更新；柏拉图则将按循环模式运行的社会模型称为“理想国”。尽管洛特曼也认同“循环重复是生物存在的法则”，日历、四季和其他诸多变化都不得不受制于此，动物和人类也概莫能外；但他同时认为，与其他动物不同，人是会“思考的芦苇”(мыcлящий тpоcник)，始终处于“封闭的重复运动与线性定向运动之间的矛盾”之中(Кyльmypa u взpыв 49)。尽管循环运动也可能以极其激进的形式呈现，但系统最终将返回原点，而爆炸则意味着本质上全新事物的产生，历经爆炸事件，符号系统不会再回到原点。洛特曼也与同样秉持线性发展史观的法国年鉴派不同。他曾将自己的观点与法国年鉴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Ф.Бpoдeль)做过一个比较：后者将千百年不变或变化缓慢的地理构成、生态环境和思想传统等作为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认为以事件为核心书写的历史是脆弱而不可靠的；而洛特曼及塔尔图学派(Tapтycкaя шкoлa)关注的恰恰是突发的和不可预见的事件，认为这类事件是历史发展具有线性和不可逆性的决定因素。

　　洛特曼的文化研究不是纯本体论意义上的，即只探讨客观的历史过程；他始终将文化落实到人的身上，将人作为文化发展的唯一主体。自古以来，人就追求行为的不可预见性。在远古时代，人被比自己力量更为强大的尖牙利爪的野兽包围，但天生求新求异的人类能不断发明新方法，具有以不可预见性战胜对手的能力。相反，动物在狩猎、交配权竞争、确定首领等过程中依靠一套固定的、仪式化的系统进行，不会发明新的、对手意想不到的行为方式来取得优势。这就决定了人类的文化不会按照“计划表”按部就班地行进，在其进程中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文化爆炸事件。人寻求“自性”(caмocть)与“他性”(чyжойноcть)的统一，这从人最初的符号运用中可见一斑。动物的语言不具备区分特定个体的能力，它们的语汇中没有专有名词，只有被人类驯养的动物才有可能通过人的干预和训练知晓专有名词，比如给小狗小猫取名等成功的干预行为。而人类最显著的天性之一就是会使用专有名词。洛特曼称俄国哲学家索洛维耶夫(Bлaдимиp Coловьeв)小时候给自己的每支铅笔都取了名字，还禁止其他人称呼自己的小名。孩子追求不断扩大专有名词的范围，并呈现出无限扩张的心理趋势。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将孩子的世界划分为个人与他人的领域，通过使用专有名词，儿童学会了区分“自己的”和“别人的”。正是专有名词创造了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张力关系，奠定了人类最初的自我意识。个人与他人的存在是自我意识的两个方面，彼此相辅相成。个人在团体中具有一种代表他人角色的能力，但同时人又追求保有自己的独特性，成为独一无二的个体。因此，人类的文化必然充斥着个性的追求，众多文化爆炸的“引线”最初正是由某一个体点燃，如梵高、卡夫卡等，他们的创造立时代之潮头、领思想之先声，引发了绘画和文学领域的文化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