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任务，提出要继续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时代新征程，治理现代化深入推进的着力点在于创新思路，引领科技与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深度融合。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强调“数字中国”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这是党的二十大后党中央在数字化发展领域作出的最全面擘画。同年3月，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出台，指出这是着眼新任务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其中专门设立中央社会工作部，强调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同时高度重视科技创新领域，作出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组建国家数据局三项机构改革任务。“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①，科学技术是现代化的核心指征之一，“当今世界的科学技术现代化日益表现为工业化、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②，以科技创新推动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已经成为当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纵深推进的重要内容。 一、研究问题与理论视角 2020年国家“十四五”规划指出以数字化助推城乡发展和治理模式创新，明确了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发展要求。党的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领域共筑数字化建设任务，推动形成了以数字化助推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大命题。以数字化助推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即运用数字化技术手段提升党对基层社会的治理水平。在此过程中，党的建设领域和基层社会治理领域都充分以数字赋能，形成数字党建先行，以此带动整体性基层社会治理的数字化、智慧化、智能化发展。中国共产党所构建的内部和外部的组织体系，与数字技术如何深度嵌合，并实现赋能效应，这是当前进一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问题。 以数字化助推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需要紧紧把握数字技术与基层治理组织体系的融合关系，这在理论层面上内含着一个基础性的分析框架，即“技术和组织”的关系问题。学界很早就对技术和组织的关系开展研究。二十世纪以来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模型，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技术决定论”，提出“技术—高绩效组织结构”模型，认为技术对组织结构的影响是单向流动的且只具有最佳模式；二是“技术结构化理论”，琼·伍德沃德(Joan Woodward)、斯蒂芬·巴利(Stephen R.Barley)等人发展出了“技术—组织结构”模型，认为技术和组织不是单向而是双向互动的过程，但是这种理论推演带有技术主导论色彩，容易造成技术“约束条件的缺失”③；三是“技术与组织互构论”，21世纪以来以邱泽奇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技术—行动者”模型，凸显的是组织结构背后的行动者的关键能动性，认为“技术与组织的关系是一个技术提供方与技术使用方之间相互建构的过程”④，这一理论突破了技术主导论，揭示出了组织端的重要性，为更全面理解技术和组织关系提供了科学视角。 互构论认为技术和组织分别具有两重属性——结构性和可塑性，因此得以满足互构的前提，形成组织和技术本身的刚性和弹性结构。互构论中存在着重要的两端：即技术提供者如何建构组织接受技术的植入方式；使用者如何建构技术的使用维度。依据互构的两端，分别形成了技术对组织结构的定制(技术设计者端)和组织对技术结构的定制(技术使用者端)，其中围绕的中心环节就是“技术的实践性”。“技术的实践性”具有三重含义：技术的重要程度、技术的科层制、技术结构的弹性。在技术与组织结合过程中，技术具有定制性的属性，包括内源定制性和外源定制性。外源定制即指组织所使用的技术不是自身设计的，不拥有技术的核心结构或者改造技术结构的能力；反之即内源定制。简单来说，“互构论”包含着“组织对技术的结构性建构”和“技术对组织结构的建构性”两个双向流动过程。互构理论在学术界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有较多学者运用和发展了这一理论，比如“互渗逻辑”⑤，“技术嵌入—组织吸纳”⑥分析框架等，也有学者运用这一理论探讨了应急管理、党建APP、基层治理等具体议题中的互构关系。本文将以这一理论为视角，分析政党组织与技术的复杂关系，解析中国共产党在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中如何实现了技术和组织互构，并在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指引下，如何进一步推进数字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二、“技术”的维度：政党组织变革的新命题 自16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工业”革命不断迭代式发展，当前人类社会正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是政党转型发展与政党政治变革的源动力”⑦。从历史发展来看，科学技术对于政党组织形态的变革作用，具有不同的效能表现。尤其数字化时代以来，政党组织的发展面临着重要转折点。 (一)技术机遇：科学技术推动政党组织转型与发展 人类的科技发展历史遵循着“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工业革命”的迭代规律。大致来看，16世纪至20世纪初完成了第一个迭代发展。20世纪以来至今，一个新的迭代正在展开。20世纪上半叶现代科学革命(相对论、电子力学等)的推广，孕育和形成了以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20世纪下半叶)和第四次工业革命(21世纪初至今)。与第一轮迭代发展周期相比，新一轮的周期极大缩短。科技革命作为生产力的范畴，对政党组织形态变革的影响遵循着“技术—经济—政治—政党”的一般逻辑，起初发挥着技术驱动的重要作用。这种技术驱动更多表现为一种技术机遇，即技术作为一种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具有促进民主政治发展的积极作用，推动了政党组织的形成，并且在不同历史时期推动政党组织形态不断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