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建立经常性和集中性相结合的纪律教育机制。这一改革举措的提出在本质上是由党的纪律(以下简称“党纪”，本文特指中国共产党的纪律)的独特属性以及党的纪律建设在党的建设中占据的特殊重要地位所决定的，既是巩固拓展党纪学习教育成效的重大部署，也是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纪律保证的题中之义。党纪是刚性的条文约束，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一贯要求和工作惯例，也是植根于党员内心的共同信仰和不可逾越的言行底线。党纪是中国共产党自我管理与治理的制度利器，之所以称之为“利器”，厘清其本质属性、价值属性、工具属性方可知晓原委。从本质属性层面讲，党纪是约束性规范，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保证”①；从价值属性层面讲，党纪是党的生命线，对于维护党的集中统一至关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党的生存状态与前途命运；从工具属性层面讲，党纪是对违背组织意志、背离组织要求的党员施以惩戒的基本依据，任何违纪处理都必须以纪律为准绳。从上述三个层面分析，加强经常性和集中性相结合的纪律教育，目的就是综合发挥纪律的教育约束、保障激励作用，使强化纪律刚性与增进纪律自觉实现互强、互构、互证、互补，由此确立保持全党纪律严明整体样态的二元动力组合。 纪律刚性是从组织层面而言的，政党作为一个统一体需要其各级组织和全体成员保持思想统一、行动一致，保持自上而下的集中，需要纪律在规范和约束党员言论、行为和关系过程中发挥权威性作用。严明的党纪是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的首要条件，而自觉基础上的铁的纪律则是无产阶级政党纪律的根本特点②。早在1859年，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就明确指出：“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③这一论断深刻表明，纪律严明从根本上讲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决定的，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需要。纪律刚性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依规治党、违纪必究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要性，犹如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圭臬一般，正所谓“没有以惩罚为后盾的法律规则，社会将变得混乱不堪，乌托邦的结局很可能是人间地狱”④。也正是纪律的存在及其刚性运行，马克思主义政党才能够排除社会生态变迁对自身建设的干扰，有效避免党组织离散或人心涣散，进而从世界政党多样性发展的不确定性中把握住确定性。 纪律自觉是从成员角度而言的，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成员理应建立对纪律由内而外的认同，在遵守统一纪律、服从组织决定的前提下保有讨论和批评的自由，保持自下而上的活力。自觉是内在自我发现、自我认同、自我解放的自洽状态，来源于党员对政党意识形态的忠诚和认同。纪律的刚性约束力，不仅是外在强制的结果，也是被约束对象普遍内在认同的结果。“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纪律是建立在共同理想与共同革命目标基础上的自觉纪律”⑤。马克思主义政党以解放全人类和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党的纪律以此为理论源点和实践落脚点，构建起规范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行为边界体系，推动党员形成内在自觉。内在认同的前提是入党时的志愿性，源于党员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敬畏、对党的事业的责任担当、对严明党的纪律的高度共识。这种志愿性，是党纪刚性约束力的认同性来源，意味着一旦入党就要接受比国家法律更严格的约束性规范，意味着在特定情境下党员需要让渡宪法和法律赋予普通公民的部分基本权利，进而“以个人对组织的必要服从来促进公共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维持和强化”⑥。 中国共产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都领导人民取得历史性成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始终以铁的纪律保障和提升党的战斗力、凝聚力。“中国共产党制定纪律的根本目的，是使全党能够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一致，从而确保党在不同阶段的各项任务顺利完成。”⑦我们党历来强调，既要形成“刚性的纪律”，又要培养“自觉的纪律”，将自律与他律有机结合，使得党员对纪律的服从转化为遵守纪律的自觉。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深刻指出，“党的纪律是带着强制性的；但同时，它又必须是建立在党员与干部的自觉性上面。”⑧无论不同历史时期党的纪律条文如何改变，纪律的刚性特征都一以贯之，而纪律的自觉导向都蕴含其中。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回应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需要，深刻把握党的纪律建设的内在规律，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不断提升纪律建设的政治性、时代性、针对性，尤其注重增强党员对纪律的认同，推动形成纪律刚性与纪律自觉的高度统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的确立、贯彻和深化，学术界普遍关注党的纪律建设，已有不少学者对纪律建设展开持续跟进研究，特别注重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以及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意义、发展脉络、主要原则、基本任务等议题展开学术讨论，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理论研究与实践进展衔接不畅。纪律建设的实践导向十分鲜明，但现有研究对其思想原则探讨较多，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采取的一系列实践举措关注不够，没有充分展现在新时代背景下加强纪律建设的现实意义和问题导向。比如，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比重不均。新时代党中央就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提出了若干重大原则和战略举措，现有研究对各项原则和举措都有较为深入的分析，但缺乏从宏观层面、系统层面的综合把握。再比如，对纪律建设最新精神与发展趋势分析不够。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经验做法加以总结，并指出进一步发展方向；党的二十大之后，又以学习贯彻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党纪处分条例)为契机，在党史上首次开展以党纪为主题的集中性学习教育，现有研究尚无对此议题进行学理性阐释的代表性成果。有别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纪律建设的论述与评析，也有别于对党的纪律建设历史脉络的纵向回顾，更不同于对党纪学习教育意义、重点、措施等内容的一般性分析，本文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立足于党纪的内在属性和理想状态，从历史惯性、时代价值和实践指向三个向度，尝试在学理层面探讨新征程伊始党中央部署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深层次考量及具体化要义。在这一分析框架中，历史惯性是时代价值和实践指向的根基，时代价值是历史惯性的延续和实践指向的动因，实践指向是历史惯性和时代价值的必然结果，故而从历史惯性的角度可理解党纪学习教育的必然性，从时代价值的角度可诠释党纪学习教育的重要性，从实践指向的角度可阐释党纪学习教育的现实性，由此也便于理解党纪学习教育所内含的纪律刚性和纪律自觉的共生互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