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在“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一节中，提出了对“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部署要求。党和国家监督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是跳出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制度成果。如何构建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是长期以来党和国家高度关注和重视的时代课题。针对容易出现滥用权力的薄弱环节，早在2001年9月26日，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就指出：“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运行，是防止以权谋私的根本举措。”①此后，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相继提出“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②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③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全面从严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全面推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其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纳入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④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要素，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要充分发挥对权力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作用，优化权力资源配置、规范权力运行过程、协调权力内部关系、发挥权力正面效应，推进、融入和保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⑤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已成为当下学界的研究热点。2021年以来发表在核心期刊论及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文章共40篇。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从历史发展、政治理论和机制构建三个方面展开。一是以历史发展为主题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经历了以党内监督为主的革命战争时期、党内监督向国家监督扩展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内监督和国家监督开始同向发力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十八大以来健全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发展新阶段等四个历史时期。⑥二是以政治理论为视角的研究。有学者深刻阐释了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战略定位，认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涵特质体现了思想渊源、文化传承、国际视野、制度构成等维度形成的中国特色和鲜明优势。⑦三是以机制构建为方向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在面对新风险新挑战时，需要重视监督体系的薄弱环节，推动监督体系从“有形”向“有效”转变、明晰监督主体权责界限、搭建数字化协作平台、强化对监督权的监督、加强对社会领域腐败的监督覆盖。⑧有学者认为，要整合零散化的监督力量、创新科学严密的监督机制、强化监督主体的制度意识等。⑨这些研究成果拓展了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研究视域与深度，但大多集中在非法治的层面。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法理基础、制度特色和法治路径三个维度，探讨新时代新征程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问题。 一、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法理基础 (一)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 党和国家监督的宪法意涵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跳出历史周期率。现代政治文明在政权建构上的一个目标就是“长治久安”。与“长治久安”相对的是政权经历“兴衰更替、治乱循环”现象，即历史周期率。历史周期率问题，古今中外皆有，虽然解决历史周期率的路径方法各不相同，但面临的问题是共同的，即权力的约束问题。因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⑩权力腐败了，政权就由兴而衰、由治而乱。近现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和法学重新认识权力，并用分权制衡和民主立宪的方法来约束权力。我国践行着不同于西方“分权制衡”的民主集中制权力结构模式，在理论上确认了国家权力的不可分割性和集中性，并以人民主权为前提，以“监督—负责”关系为要旨，形成了基于监督基础上的权力制约关系。 毛泽东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给出了民主监督的“第一个答案”。1945年，黄炎培基于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能否以及如何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切忧思，在延安向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11)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2)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党面临的任务更加繁重，遇到的风险挑战更加复杂，“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依然存在。如何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跳出历史周期率?百年奋斗初心如磐，特别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又找到了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即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刮骨疗毒、去腐生肌，努力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使我们党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这“两个答案”从人民和党自身的双重维度形成一个权力监督制约的完整闭环，将自我革命与人民监督有机结合，体现了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相统一、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相统一。 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作为一种来自主体对自己自觉、自发、自动的行为，概括来说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自我警醒、自我否定、自我反思、自我超越中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1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同时，以坚强的意志品质和坚定的战略眼光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政治建设为总纲，谋定自我革命的行动方向；以思想建设为基础，淬炼自我革命的行动方向；以“八项规定”为切口，寻找自我革命的有效途径；以反腐惩恶为抓手，打好自我革命攻坚战、持久战；以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凝聚力为方向，锻造干部队伍斗争精神和革命意志；以制度建设为依托，提供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强制度保障。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既是自我革命的重要机制，又是民主监督的集中体现，是跳出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制度成果。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坚持和完善，必须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发扬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历史主动精神，在法治轨道上解决权力监督和腐败治理问题。坚持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下，以准则、条例等中央党内法规为主干，以部委党内法规、地方党内法规为重要组成部分，增强党内法规的权威性与执行力。不断完善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增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实效，发挥政治巡视利剑作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更好发挥制度的引领保障作用，为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和制度保障。(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