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7世纪在欧洲刮起的“中国风”在一个世纪之后成为这片大陆的时尚。“中国风”是艺术史中的术语，指欧洲对中国和其他东亚艺术传统的阐释和模仿，尤其体现在装饰艺术、文学、戏剧、音乐和建筑领域(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2023)。学界将“中国风”分为巴洛克、洛可可和新古典主义三个时期。随着历史的演进，“中国风”汇入欧洲主流艺术，成为欧洲艺术风格的一部分。 针对“中国风”的研究始于欧洲。昂纳(Hugh Honour)1961年出版的《中国风：遗失在西方八百年的中国元素》(Chinoiserie:The vision of Cathay)是探讨“中国风”的开山之作，该书首次梳理了“中国风”的发展脉络，对厘清“中国风”的定义有巨大的帮助。一些中国学者在21世纪初将目光投向“中国风”研究，例如，袁宣萍在《十七至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风设计》一书中首次系统研究了“中国风”产生的背景以及“中国风”与欧洲主流艺术风格的关系。迄今，学者对“中国风”涉及的各门类均有探讨。这些研究多以瓷器、漆器、绘画、挂毯等可移动器物作为研究对象，相比之下，针对“中国风”建筑的研究寥寥。究其原因，“中国风”可移动器物的蓝本是中国工艺品，这便于欧洲人模仿中国器物原型，因此研究样本丰富且具象，在研究时也有对应的中国藏品作为参照。而“中国风”建筑的参考来源多为具有想象和虚构成分的游记文字和插图，更多呈现出欧洲人对中国的感知，建筑师在接收到中国建筑相关信息时已经过了层层意识加工，这使得“中国风”建筑研究更为抽象，单从器物层面进行分析并不充分，必须从认知和心理层面展开探讨。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对“中国风”建筑艺术层面的具体描述，如埃德伯格(Eleanor von Erdberg)所著的《中国对欧洲园林建筑的影响》(Chinese Influence on European Garden Structures)，但鲜有研究从文化认知角度对其特征及成因进行深入剖析。此外，针对不同国家“中国风”的个性探讨也存在较大空白。因此本文尝试通过“陌异性”理论分析德国“中国风”建筑体现出的阶段性特征，并尝试在文化和认知层面探讨“中国风”在德国建筑不同时期的产生原因。 2 陌异性对文化感知的影响 陌异性是跨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它在呈现温暖且安全的“内部”(Innen)和迷人但危险的“外部”(Draußen)差异的同时，体现内外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这种互动中，自身文化，即“本我”(das Eigene)，通过感知自身与另一种文化，即“他者”(das Fremde)，不断调整对“本我”和“他者”的认知(Maletzke 2013)。正如瓦伦汀(Karl Valentin)所指出的，陌生人只有在陌异性的环境中才是陌生的(Valentin 1940)。陌异性对“陌生”的诠注是社会现实的一部分，受制于历史和社会文化的影响，与文化认同和集体认同有关(Albrecht 2003)。当德国作为感知行为的主体时，中国对其而言是陌生的客体，德国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受制于其自身的社会文化滤镜，换言之，“本我”和“他者”相遇时，“本我”对“他者”的理解程度取决于对“本我”以及对“他者”的认知(王志强2006)。在德国人基于自身文化的理解和对中国文化阐释的双重影响下，他们眼中的中国形象逐渐形成，此处作为“他者”的中国并非客观的“他者”，而是基于“本我”的主观理解所形成的对“他者”的诠释。 3 想象中的“陌生人”：巴洛克时期异域风格的“中国风”建筑 随着欧亚贸易在17世纪中叶的深入发展，德国对异域风格的兴趣开始从土耳其转移到更加遥远陌生且更有吸引力的中国。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初，德国的“中国风”建筑呈现出鲜明的异域风格。这一时期，“中国风”建筑的营造理念与巴洛克审美不谋而合，建筑师摆脱了数学比例的束缚，个人的感觉经验和审美倾向在创作中起主导作用，通过在建筑中使用异域元素来满足贵族对陌生远方的好奇与追求(蔡楠、吴国源2022)。从初期在建筑内部展陈中国的可移动器物，到逐步尝试将对中国的感知投射到建筑结构和外部装饰，“中国风”在德国建筑中的表达方式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3.1 异域风格：对中国的“异邦”想象 “中国风”在德国建筑中的应用始于贵族对中国进口工艺品的收藏与展陈。随着对中国了解的增加，充满异域特色的房间已不能满足贵族的需求，因此“中国风”逐渐在建筑的外部结构和装饰中出现。 漆屋和瓷屋是巴洛克时期德国“中国风”建筑的代表。它们起初是房主为了炫耀财富与地位所专辟的房间，用以展示东方漆器和瓷器，但后来其装饰性超越了陈列性，演变成一种为了展现东方器物装饰效果的室内设计形式。德国最古老的漆屋位于巴登-符腾堡州的路德维希堡宫中，由一组绘有各种奇异长尾鸟、龙、蜻蜓和异国花园的漆绘镶板装饰而成，这种光亮耀眼的“中国房间”是巴洛克风格在室内设计中的典型表现(袁宣萍2005)。 出檐的曲面屋顶是巴洛克时期德国“中国风”建筑的特点之一。这一时期德国建筑呈现出的异域风格基本上只见诸装饰品，唯有“曲面屋顶”这一中国元素被用于建筑结构(Laske 1909)。位于德累斯顿的皮尔尼茨宫就有一个富有中国风情的铜制曲面屋顶，下方有翘起的飞檐(Erdberg 2022)。这种曲面屋顶是巴洛克时期德国“中国风”建筑的典型元素。除了皮尔尼茨宫，巴登州的布鲁赫萨尔花园里也有一个异域风格的曲面屋顶(Rott 1913)。 中国人的形象在巴洛克时期的“中国风”建筑中也有所呈现。起初，“陌生”的中国人的面部特征出现在从远东进口的商品上，但在欧洲人看来，这种“怪异”的描绘是画家对中国人外貌的扭曲。因此，中国人在欧洲画家笔下变成了欧洲人的样貌(Reichwein 1962)。后来，这种对中国人的认识被广为接受，德国建筑中中国人的形象也呈现出欧洲人的特点。德绍郊区奥拉宁鲍姆宫的房间窗下画板上雕饰着身穿东方服装的欧洲人面孔。有时德国人甚至把非洲人、北美印第安人和亚洲人混为一谈(Erdberg 2022)。德国人对中国人的描述只展现了德国人感知的中国，他们对中国的兴趣受好奇心的驱使，盲目地混合各种不寻常的异域风格，但并不在意真实的中国情况。从这一时期德国建筑塑造中带有欧洲面容特征的中国人形象可以看出，德国人对异域风格的理解只是单纯基于对“本我”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