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进一步提出，“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近年来。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国家形象传播构成在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大课题。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当下，国家形象的文化塑造与传播已成为世界大国崛起过程中的普遍经验[1]：将价值观念、民族品格、人文精神等文化要素融入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能够为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影响力与地位的提升提供强大的“文化支持”，并使国家形象更具辨识度与美誉度。对于中国而言，长江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长江文化内涵丰富、文脉悠长，构成了富含精神价值、文化意义、场域情感与地方脉络的文化媒介，为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强大的文化支撑与叙事资源。立足于长江文化与国家形象要素的内在契合，在“四个大国形象”的叙事框架下运用好长江文化的历史叙事、发展叙事、外交叙事与道路叙事资源，助力传播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既是在人类文明新形态背景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应有之举，也有助于为国家形象传播探索出一条历史性与时代性相通达的有效路径。 一、文化与国家形象传播：文献回溯 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不仅带来了各国交往中的“时空压缩”现象，也使得国家之间的竞合模式愈发偏重于软实力所代表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作为软实力的外在表征，国家形象对内有助于凝聚认同、增强共同体意识，对外有助于提升美誉度、增进国际合作，成为各国文化战略中的优先事项与“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2]。回溯国家形象的相关理论研究，可以发现，随着国家形象的内涵在全球性国家互动中日益呈现典型的“文化转向”，文化在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中开始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与作用：不仅构成国家形象的表意载体，还为国家形象的传播提供了内容与媒介支撑。 (一)国家形象研究的兴起及其“文化转向” “国家形象”(National Image)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中叶，对这一时期美苏两国之间关系演变的研究表明，国家间的竞争已经从战略利益的冲突上升至意识形态的对立；塑造、呈现并传播有吸引力的国家形象的重要性由此凸显。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这一方向的研究逐渐延伸至国家“共同体”如何彼此想象，关注突破传统权力政治的形象政治问题[3]，国家形象也由此成了一个主题性的研究领域。西方学者多关注国家形象在国家实力塑造、国家利益获取中的价值，指明了“国家形象”作为“我们在他人‘心镜’中的形象”，在“在争夺生存与权力的斗争中”[4]的重要性。我国国家形象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是在我国改革开放战略持续推进、国家日益受到全球关注的语境下展开的。早期研究更加关注国家形象的意义探讨，提出了“国家形象的实质是国家利益”、“国家形象传播是一种政治传播”[5]、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是我国“历史性的巨大工程”[6]等观点，并将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视作扩大我国对外影响力的重要路径。 21世纪以来，文化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以文化为手段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国际地位已成为各国的普遍实践；国家形象研究也自然而然开始涉及文化议题，愈发鲜明地呈现出文化转向。首先，对国家形象概念内涵的研究表明，国家形象的内容日趋偏重于价值观念、社会制度、行为方式、文化传统等非物质性范畴。西方学者将“软实力”这一概念引入对国际体系中国家形象的理解，提出制度、文化等要素构成了国家形象的重要来源[7]；我国学者也指出文化软实力与国家形象的相关性，将民族性格与价值观念[8]、行为表现与精神要素[9]、社会制度与流行文化[10]、道德评价与情感认知[11]等文化要素纳入对国家形象的理解。其次，对国家形象传播目标的研究表明，“国家形象”的传播并非仅仅为了增强国力与获取利益，更重要的是要面向国内国际社会提升文化认同感与影响力等。西方学者从“认同”“身份”等文化情感角度来看待“国家形象”这一概念，认为其代表了社会公众对一个国家能力和品质的认同、喜好与支持程度[12]，其传播目的在于面向国际社会获取认同、面向国内公民提升身份意识；我国学者提出要确立社会认同视角下的国家形象研究范式[13]，明确了国家形象传播在提升我国对外影响力[14]、建构国家身份认同[15]、争取国际公众支持[16]中的重要价值。最后，对国家形象建构逻辑的研究表明，国家形象的确立更多遵循的是文化逻辑而非物质逻辑[17]。西方学者近来对“国家形象”的研究多秉持建构主义视角，认为国家形象形成于基于文化、观念等“共有知识”的国家间社会交往实践[18]；我国学者也极为重视国家形象的“建构性”，提出应通过良性互动生成积极的共有观念[19]，进而提升国家形象。 (二)文化在国家形象传播中的价值意义 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曾提出通过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五个基本要素来理解传播过程[20]。作为国家主体面向国内外受众的一种传播行为，国家形象传播的主体与受众是相对明确的，而其传播内容与媒介则直接影响其传播效果。国家形象研究的“文化转向”突出了国家形象概念本身所具有的文化性以及文化要素在当代国家形象传播中的重要作用；有学者因之提出，国家形象的传播可被视作一种“跨文化传播过程”，并指出具有互惠性、创造性的文化力量在国家形象传播中能够发挥巨大作用[21]。这表明，国家形象的传播需要有意识地运用具有特定意义建构能力的文化要素，将相对抽象的精神价值内容引入国家形象的传播内容与媒介之中，从而以更加柔性的方式不断提升国家形象的传播效果。具体而言，文化要素在国家形象传播中的价值表现为：其一，为国家形象的传播提供内容支撑。文化具有强大的辐射力、感染力、亲和力、同化力，容易使公众对一个国家产生认同感[22]，是国家形象传播的重点内容。如《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指出，中餐、中医药、武术等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国家形象的代表[23]，具有较高的海外认同度。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各类文化要素是其文化理念、价值伦理、历史底蕴、民族性格等的具象表征，为国家形象传播提供了观察和理解的窗口与载体；同时，在文化多样性的时代追求下，具有民族性、地方性特征的文化要素往往更易于被国际社会所认可，并使国家形象的传播更具特色吸引力与感召力。其二，为国家形象的传播提供多元媒介。在“万物皆媒”的时代，国家形象的传播需在传统媒介之外探寻更多可能。依托于本土文化要素形成的传播媒介，能够将主观赋予的价值取向凝结于其中并建构起特定的意义呈现，推动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更具指向性与目的性。可以说，在国家形象的传播中，文化能够提供具有本土特色性、全球共通性与情感唤起性的各类要素，有助于构建起为不同国家行为体所共享的观念和知识，为有效传播正面积极的国家形象提供内容与媒介支撑并助推传播效果的有效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