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饮食不仅仅是简单的生物性需求，而且在物的基础负载着诸多的社会与文化意涵，①涉及自然—文化的深层次结构。人不能脱离“吃”这一生物的行为，但“以何为食，何以为食”这一具体的问题充满着各种变量。对于这些食物变量的分离和辨识，系统安排与组合情况的解释，正是研究饮食的人类学方法。②社会阶层或职业、各种类型的节日、性别年龄、口味偏好等等变量都影响着“吃喝”。③此外，生态环境、科学技术、礼仪制度等都掺入其中。各种不同变量汇入饮食人类学研究的时间并不相同，相互之间甚至发生争执，其中以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ns)与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围绕玛雅人“食人俗”的争论最激烈。相关的研究呈现着各自的特点，例如早期人类学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禁忌、图腾、祭祀和团体等问题上，其后由社会文化问题转到更大的政治经济领域，再其后与后现代消费、身份建构等联系在一起。④虽然不同时期呈现着不同的差异，但饮食人类学研究依然存在着经典的主题，饮食与社会变迁、饮食与安全、饮食与仪式、饮食与身份、食物与原料⑤等主题反复被讨论。 从研究路径看，大致可分为两种取向，一种取向将饮食作为“棱镜”“窗口”“中介”来探讨相关的问题，例如通过饮食来探究记忆的形式，⑥以食物关系的结构分析为媒介来窥视社会与文化的内在结构；⑦另一种取向则是对饮食做“语义学”的分析，探究饮食呈现的特征及其成因。综合两种取向，饮食除本身具有极大的含义外，所承载的意义也较为复杂。其中以列维-斯特劳斯的目标最为宏大——通过将饮食有利于思考(good to think)⑧作为出发点，揭示烹饪之有无、食物之生熟，展示自然到文化的结构，并进一步探讨有关蜂蜜与烟草的信念，考察向自然下降和向文化向上的两端，最后到餐桌礼仪，烹饪包括自然和文化两方面，各自分别指向消化与礼仪的次级体系。⑨不同于“食物在能够进入饥饿的胃肠以前必须把营养给予集体的心灵”的观点，哈里斯主张“食物在滋养集体的心灵之前必须先滋养集体的胃”。⑩因而诸多学者将其划分为“唯心派”与“唯物派”的争论，吴燕和还将道格拉斯作为“唯心派”重要代表人物。(11)此外，从饮食透析背后的政治经济过程研究逐渐形成一派，《甜与权力》便是代表之作。西敏司认为食物的背后是一张资本主义全球化生产的大网，故而“政治经济学派强调将某一地方社会的研究纳入国家乃至全球的宏观社会历史背景及过程”。(12)除了心智结构、生物需求、政治经济之外，品味与阶层的“区分”理论对饮食研究也具启迪意义：布迪厄发现不同阶层的食物消费呈现差异，食物的趣味在身体上产生的变化加固着不同阶层的区分。(13)综上不难看出，相关研究大致形成了四种不同的倾向，此处做出略微调整，将萨林斯作为“文化派”代表，其主张饮食是文化制度安排的结果，吃什么主要基于文化的考量，其他三种倾向则分别为文化唯物主义、政治经济结果和阶层人群区分。 四种不同的主张形成了“以何为食”的四种解释：食物作为需求的满足、食物作为政治经济的结果、食物作为区分的需要与食物作为文化的安排。四种不同的解释有对立但也有交织，在“以何为食”的问题上不是非此即彼，而仅是提供了一种倾向与主张。不同解释集中的层面并不一致，生物、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成为不同理论的始发点，借以调动其他因素。人类选择何种食物具有其偶然性，此一过程中，食物的本身含义随之而变迁，时空转换使得不同主张呈现解释力度上的差异。因此选择何种食物及其解释并非一种必然性，多维度整体理解饮食的复杂性更有意义。例如糖，17世纪末以前，蔗糖是奢侈品，能成为富人和权贵展示身份的象征，但1850年前后，蔗糖消费的性质和规模发生了完全改变，已成为日常必需品，(14)其意义也完全改变，实现这一点的必要条件便是奴隶种植园的扩大与世界市场的贸易。不难发现，政治经济的解释居于首位，但其中也夹杂着社会的区分、文化意义的扩散。不同时空之中，糖的生产与交易方式发生更易，区分与文化的意义也发生改变。以此观之，选择食物的考量和解释存在多种维度，反之，多维度看待更能全面和立体地理解。 本文将通过四种不同的解释以及相关的引申来对“吃”相关研究进行划分和叙述。首先以哈里斯与萨林斯关于阿兹特克食人习俗的争论为切入点，开启对饮食本质追溯的讨论，随后呈现四种范式及相关探讨和案例分析。 二、以何为食，何以为食：食人俗中的饮食人类学命题 萨林斯与哈里斯围绕食人习俗产生过激烈的争论：萨林斯认为文化在逻辑中处于支配的地位，人类借助于这一概念图式，实施于实践活动之中，(15)从而食人是文化制度的安排，对于食人的理解需要从仪式、习俗等文化因素进行考虑；哈里斯认为所谓的仪式仅仅是一种形式，其背后隐藏着生态环境的压力和人类满足需求之间的张力，正因为生态上的恶劣，食人俗对于补充人体的蛋白质具有非凡的意义。争论开始于萨林斯的一篇书评，该文主要从三个层面对哈里斯及其主张进行了批判：第一点是哈里斯的“文化”见解，人类形形色色的风俗都来自利益，风俗的变化缘起于营养的供应，这意味着将文化中重要的尺度诉诸“商业”。第二点是哈里斯由于太注重这种“成本-收益”的衡量而忽略了食人习俗超脱于物质需求的一面，烦琐、固定的仪式并不是简单地为了获取肉类，通过烦琐的仪式分析，萨林斯认为献祭者与上帝之间因为受害者而紧密连接，从而神圣与世俗互相贯通，祈福、赎罪、请求、互惠和礼物变得可能。最后，受害者、神明和沟通者合一，对人肉的消费神明化；活人献祭对阿兹特克人具有宇宙论上的意义，是世界正常运转与延续的必要条件。除了对哈里斯忽视复杂仪式的批评，萨林斯还认为阿兹特克人的肉类并不缺乏，而且吃人转化的效率并不高，意义并不大。进一步，第三点便是立场与路径的批评，深受美国中产阶级的观念影响，哈里斯的“文化唯物论”仅仅是生物性的事实，将“人口”视为一种数量而非组成的复杂社会，这是一种“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表现，这样的衡量不仅妨碍整体性理解，而且可能丢掉人类学。(16)面对批评，哈里斯进行了相应的回应，首先是“成本一收益”的文化见解，哈里斯并没有将其简单地运用，而是从具体的生态环境、历史过程和生物需求结合的角度进行考量。至于说仪式的复杂性，哈里斯则用生态和满足的角度进行了解释仪式的柔弱性，食人习俗在中美地区曾普遍存在，但随着发展，诸多部落减少了人类牺牲的数量，逐渐放弃吃掉战争中战俘。对此解释是部分成功的扩张国家采取普遍的信仰，将战俘作为胜利者的权利，吸纳进国家的政治经济之中。但阿兹特克却相反，没有停止食人的祭祀。萨林斯却混淆了这一点，将其与太平洋和其他地区的献祭仪式相提并论，企图得到一个普遍的解释。哈里斯认为我们需要解释的不是阿兹特克为什么吃人，而是为什么阿兹特克要献祭更多的人。哈里斯给出的原因是墨西哥山谷的动物资源变少，动物却能提供更丰富的蛋白质，战俘直接、方便地提供了身体所需的蛋白质，但对于这一生态的基础，显然萨林斯并不同意。对于说“丢掉整个人类学”，哈里斯却认为是萨林斯有所偏见，一方面，萨林斯孤注一掷地证明“文化凭其自身意义重大”，这个命题不能否认，但与文化唯物主义理论是否能解释阿兹特克食人没有任何联系，“文化唯物主义”也并不是萨林斯眼中捏造的“经济”原则；另一方面，我们不应只相信统治阶层的解释，献祭是“共享的最高形式”也只是对吃的人而言，而不是那些被吃的人。其后，萨林斯接着提出简短的质疑，吃人没有营养价值，营养科学上的价值需要商榷；阿兹特克日常资源丰富而非匮乏，人祭有仪式日历，并且牺牲伴随着丰收，这与食物匮乏的逻辑并不相符合。此外，“蛋白神话”是制造出来的，实际取食过程中并不会如此衡量，哈里斯仍然活在美国的利润—市场的“伟大问题之中”。(17)在另一篇更早的文章中，似乎对时间上的安排有所回应。哈内尔认为文化及其差异并不能从普遍的心智结构寻找，而应当结合其历史与生态压力，并提供了两个相关的佐证，一个是旱季是丰收季，也是适合战争的季节，雨季不适合作战，也是作物的成长季；另一个是抓捕来的战俘并没有直接被吃掉，而是被“圈养”起来并养肥，以应对作物歉收或季节差异与人口增长的压力，并且之间呈现着密切的联系。(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