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综述和研究逻辑框架 社会个体以群体聚合的形式进行活动，是人的社会性体现。日本社会学家岩原勉认为，群体具有目标取向的共同性和以“我们”意识为代表的主体共同性两个主要特征[1]。美国社会学家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认为，不同结构的群体在个人社会化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在程度上有所不同。除固定群体外，日常生活中也会出现由于某些突发性事件或临时原因产生的集合行为[2]，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Gustave Le Bon)称构成这种集合行为的群体为“乌合之众”[3]。已有研究表明，社会群体行为对社会发展既能产生正面效应，也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当今世界风云变幻，各国在文化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这要求我们必须不断加强社会群体对于民族文化的认同，以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最终更加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文化认同是凝聚具有相同国族属性的社会群体向心力的关键的内生动力，是民族形成和维系的基础。文化认同并不局限于文化领域，它对全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生态文明等领域均会产生直接影响，决定着民族的发展走向。目前学界关于文化认同的研究主要是从概念及分类、作用及影响、认同培养、危机及治理四个维度展开。 第一，关于概念及分类研究方面。西方早期哲学研究已经涉及文化认同问题。20世纪中期，西方愈演愈烈的种族主义问题使得文化认同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当下全球化进程加速发展，文化认同已经成为构建国家安全不容忽视的议题。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从民族情感与文化根源为基点探讨社会群体的“共同体”问题，率先对文化认同展开了全球化研究[4]。1988年，费孝通先生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立足我国国情提出中华民族认同和56个民族认同两个层次的认同问题[5]。瞿明安认为，文化认同研究主要包括理论研究和专题研究两部分，其中专题研究范围广阔，可以从社会学、传播学、语言学、艺术学、教育学等角度开展，也体现出当下学术研究由单一学科向多学科交叉融合方向转变的趋势[6]。 第二，关于作用及影响研究方面。盖尔纳(Emest Gellner)认为，文化认同是国家民族凝聚力及国家认同的基础，直接影响国家的正向发展[7]。彭雪清等人提出，文化认同可以有效缓解外部冲击对中国贸易的影响，对我国文化产品出口的二元边际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8]。张少科在研究离散族群多元文化认同对社交媒体使用的影响中发现，社交媒体在参与文化认同建构中占有渠道优势[9]。 第三，关于认同培养研究方面。何彦新、古帅提出文化认同的核心是价值认同，认为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发展过程是不断增强大学生文化认同程度的过程[10]。黄益军、吕庆华认为培养集体的怀旧倾向对非遗产品文化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11]。姜赫等人在研究境外华文教育问题时发现，老一辈华人的文化认同主要体现在对传统民俗的传承上，新生代则更受传播工具的使用尤其是易受网络媒介塑造的网络文化的影响[12]。方启雄以传统文化节目为认同建构的研究对象，指出认同结果能否实现取决于当下的社会语境以及此类节目的路径、方式和策略建构[13]。 第四，关于危机及治理研究方面。费孝通在关于文化认同的研究中指出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文化认同存在的困境，并提出“文化自觉”理论[14]。高率航等人在研究青年价值观问题中认为，“摆烂”“躺平”等消极文化与价值观的出现及蔓延，对当代青年群体具有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所以要重视青年群体的文化认同与价值重塑问题[15]；张梓轩、李政发现数字视听文化中的认同疏离在某种程度上会阻滞社会主流文化形态的演进与发展，所以应当通过凝聚共识、还原现实身份和构建身份共同体的方式，推动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16]。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学界关于社会群体文化认同的研究涉及学科较广、研究角度多样，但文化认同的实现始终离不开“传播”，包括形式传播和内容传播。随着时代发展，视觉传播逐渐成为主要的信息传播方式，因此聚焦视觉传播与文化认同之间的表层关系和内在联系具有现实意义，而不论是从文化认同的作用及意义维度，还是从文化认同的培养与建构维度，只有完成认同的实现，文化传承与发展才真正具有讨论的价值。 二、敞视与隐匿：文化的视觉修辞 社会个体对文化的感知主要通过感觉器官接受，再经由大脑皮层处理直至产生行为响应。人们日常通过眼睛获取的信息占70%、听觉占20%，其余感官只占10%[17]。视觉不仅是心理与生理的知觉，也是人类创造力的源泉之一。视觉修辞是指以视觉文本为修辞对象，通过对视角文本的策略性使用，以及视觉话语的策略性建构与生产，达到劝服、对话与沟通目的的一种实践与方法[18]。在社会群体愈加青睐视觉化表达的当下，以视觉修辞的方式对文化进行创造性表达，更容易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更有利于文化的创新性传承。与一般修辞不完全相同，视觉修辞涉及视觉修辞的表征、意识形态、功用和效果等，且不同的研究者都会有自己的研究视野。如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关注修辞的意识形态特性，并根据广告中的语言性讯息、非代码图示性讯息以及代码图示性讯息来分析视觉修辞[18]；福斯(Sonja K.Foss)将视觉修辞聚焦于视觉的性质、功能和评估等方面；赫斯福德(Wendy Hesford)等将视觉修辞分为主题/内容、视角及观众/内容等；韩礼德(Halliday)则关注视觉功能语法，并且从视觉语法的概念功能、人际功能、组篇功能等视角系统研究视觉修辞；克瑞斯和勒文(Kress & Leeuwen)在韩礼德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图像修辞再现功能、互动功能和构图功能，其中再现功能涉及概念和叙事等元素，而动作过程是这些要素的核心，互动功能指向图像拍摄空间位置以及读者与图像之间的联系，构图功能则聚焦图像及文本信息值和空间分布[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