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中国文化历史演变的基本规律，首先要明确中国文化的性质。关于中国文化的性质，学界有一个共识，就是中国文化具有伦理本位结构，即中国文化把各种文化形态，包括宗教、哲学、政治、法律、科学等都伦理化了，伦理规则控制了整个社会生活。那么这个伦理体系的性质就成为决定中国文化性质的关键所在。笔者认为，这个伦理体系的核心就是恩德，因此中国文化是恩德文化。所谓恩德文化，就是以施恩—报恩责任规定人际关系和天人关系(包括神与人的关系、自然与人的关系)的文化。在家族、社会、国家领域，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具有施恩—报恩关系，即管理者施恩于被管理者，从而拥有了管理权力的合法性；被管理者受恩于管理者，要报恩于管理者，从而负有了服从管理的责任。这样，通过加诸不同身份的施恩—报恩责任，就构成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德妇贤”的家庭伦理、“敬老扶幼、尊上恤下、邻里互助”的社会伦理、“君明臣忠、官良民顺”的政治伦理，从而建立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秩序。在天人关系上，是天施恩于人，天主宰人；人报恩于天，人敬天顺天。中国恩德文化自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延续了两千余年。但它并不是停滞不变的，而是发生了重大的历史变迁。本文的目地就是探讨中国恩德文化历史演变的基本趋势。 一、恩德文化历史演变的根据 恩德文化的历史演变，自有其原因，从文化的社会基础方面说，是后宗法皇权士绅社会的变化推动的；从文化的自身方面说，是恩德文化的内在矛盾引发的。考察内外两方面的动因，就揭示了恩德文化历史演变的基本趋势。 一方面，考察中国恩德文化自身的矛盾，这是恩德文化历史演变的内在动因。恩德是人与人之间的施恩—报恩关系规范，它具有两重性。其一，恩德是一种爱的形态，以爱建立人与人的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家国共同体。其二，由于仁礼一体，恩德与社会关系结合，构成一种权力关系，即管理者以施恩的名义而拥有了支配受恩者的权力，而被管理者则以受恩的名义负有了报恩的义务，从而出让了自己的权利，失去了独立性而具有了依附性。总之，恩德不仅具有爱的属性，也具有控制性。孔孟讲仁义，就包含了这种两重性：一方面要以人为本，敬爱他人，此即“仁者爱人”；另一方面也以恩德建立起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间的权力关系，此即“克己复礼为仁”。这样，恩德文化的两重性就产生了施恩者与受恩者关系的两重性，就是既有互爱的亲和性，也有支配与被支配的冲突。在此关系中，若施爱多一些，而要求回报和控制都少一些，那么社会矛盾就相对缓和。若施爱少一些，而要求回报和控制都多一些，那么社会关系就会相对紧张，导致社会冲突。由于恩德文化是由作为施恩方的管理者(君、父、夫等)主导的，而作为报恩方的被管理者(臣民、子、妻等)是被动的、依附的，故恩德文化的发展趋势必然是由管理者的意志主导的，也必然是不断加强对被管理者的索求和控制性，从而加剧社会矛盾。这是恩德文化演变的基本规律。恩德文化的基本矛盾也引发了其他矛盾，如恩情(私思)与恩义(公义)的矛盾、家恩(孝)与国恩(忠)的矛盾等，由此发生了由情向理、由家恩向国恩的偏向，等等。总之，随着传统社会矛盾的发展，恩德文化的基本矛盾也会发展，构成了其演变的历史趋势。 另一方面，中国恩德文化的演变还有社会的动因。由于文化是社会生活的表征，依据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动，所以社会历史趋势决定了文化的演变趋势。后宗法皇权士绅社会是恩德文化的社会基础，恩德文化适应于这个社会基础，因此恩德文化必然伴随着后宗法皇权士绅社会的演变而演化。后宗法皇权士绅社会以君主、士阶层以及家族之间的关系为基本结构，其中君权是顶层建筑，代表国家权力；家庭(族)是基础部分，也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土阶层则是沟通二者的中介，它一方面代表了家庭(族)利益，另一方面也为君权服务，成为家国之间的中间力量。因此，君主、士大夫和民众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决定了恩德文化的具体形态。从根本上说，在三种社会力量的博弈中，君主(国家)具有主动性，他尽力增强国家的权力，加强对社会的控制，而家族则相对被动，它只能通过士大夫参与国事，表达和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就意味着恩德文化演变的基本趋势是增强控制性，这种趋势不仅体现在国家领域。由于家国同构，国家控制的强化必然也体现在社会和家庭领域，连带地引起社会和家庭内部关系的紧张，导致恩德文化整体上控制性的增强。春秋战国时期是后宗法社会的前期阶段，还没有形成大一统的国家，君权相对薄弱，只能依靠大家族的支持，故国家与社会、家庭的关系比较平衡，恩德文化的控制性相对不强。汉至五代是后宗法社会中期，大一统国家形成，君主具有了主动权，加强了对社会、家族的控制，但世家大族仍然强大，制约着君主权力，所以这一阶段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还没有打破平衡。此时的恩德文化虽然开始偏于控制性，但其程度受到限制，爱的属性与控制性还保持着一定的平衡。宋代至清末是后宗法社会后期阶段，世家大族消失，家族势力消减，土人只能通过科举参与国家治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强化，因此恩德文化的平衡在很大程度上被打破，控制性成为主导。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阶段产生了两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即元和清，当时蒙古族和满族的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其社会伦理体现着主奴关系。这两个民族虽然在进入中原后接受了恩德文化，但主奴关系伦理仍然渗入主流文化之中，使得恩德文化的控制性显著增强。明朝不仅继承了元文化的控制性，而且其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流民，他制定的政治、文化制度更极端地体现了文化的专制性。因此，元明清三代典型地体现出后期恩德文化的控制性倾向。 在后宗法皇权士绅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恩德文化演变的三个阶段：早期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发生、建构阶段；中期是汉至五代的确立、稳固阶段；后期是宋至清代的强化、偏移阶段。春秋战国时期是后宗法皇权士绅社会形成的早期阶段，也是恩德文化的发生、建构阶段。在这个阶段，宗法封建贵族社会向后宗法皇权士绅社会转化，君主、士阶层与家族三种势力的关系，还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状态，君主的主导性还不突出，士有相对独立性，家族也相对独立，而君主要依靠士阶层，国家也要依靠家族，因此恩德文化的建构就强调施恩与报恩的平衡、爱与控制的平衡、私恩与公义的平衡。汉至五代是传统社会的中期阶段，也是恩德文化的确立、稳固阶段。在这个阶段，后宗法皇权士绅社会确立，恩德文化也成为主流。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皇权的主导性确立，但世家大族也具有很大的势力，掌控了地方权力，对皇权的制约仍然比较大，故君臣关系相对平衡，而皇权的控制较弱。因此，这个阶段的君主、家族、士之间的动态平衡趋于稳固，而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恩德文化也相对稳固，施恩方对报恩方的控制虽然有所增强，但也受到了限制；同时私恩与公义的矛盾已经显现，但没有发生明显对抗。宋至清末是后期的后宗法皇权士绅社会，世家大族不复存在，土阶层的独立性消失，皇权加强，拥有了压倒性的支配地位，这导致国家对家族的干预、控制加强，士大夫的独立性受到压制。此时恩德文化的平衡被打破，施恩与报恩关系偏向报恩责任，控制性得到强化。这个时期的恩德文化也发生了私恩与公义的冲突，私恩被限制，公义压倒了私恩，从而在公私关系、义利关系、理欲关系和家国关系中向公、义、理和国倾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