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是一种理论，既指“被记住的过去”，还指“记忆的历史”；既指记忆的过程，还指记忆的产物；既是记忆的谱系，还是记忆的类型。然而，记忆更是一种现实。特别是在全面数字化的时代，数字技术及其相关实践构成了数字时代记忆的“社会框架”，全面而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推动了人类世界向新社会的转型：记忆更是成了宽泛意义上的“生活现象”或“生活世界”，在方方面面影响着我们。 一方面，人们时刻享受着数字技术的“红利”：记录、分享、储存日常生活记忆唾手可得，许多久远的文化记忆因为数字媒介的转化和传播而“起死回生”；另一方面，海量信息的超载、碎片化、浅表化、短时化的传播方式(也日趋影响到传播内容本身)正在挑战着人类传统的记忆体系。在数字时代中，人们对信息的获取、处理愈来愈趋向碎片化、浅读化、快速化、消费化，流量与大数据算法干预着记忆的筛选机制和意义建构，记忆生成与共享似乎更便捷也更流于表面，数字时代的“健忘症”或“失忆症”表征着数字时代记忆的巨大悖论，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遭遇的危机更趋复杂。 显而易见，数字时代的记忆研究面临全新的学术生态和问题语境，记忆需要作为一种数字文化的代表被重新认知。那么，记忆主体是如何应对这一时代巨变的？人是技术的场域和可能性吗？在万物皆数的时代中，记忆的价值功效还能正常发挥吗？或者说，记忆有可能被“去价值化”吗？本文将从讨论记忆的泛化入手，通过分析“反记忆”来评判记忆的价值化及其在当今时代的实践和意义。 一、数字时代中的“泛记忆” 美国计算机专家戈登·贝尔(Gordon Bell)和吉姆·戈梅尔(Jim Gemmell)在《全面回忆：改变未来的个人大数据》一书中提出了生物记忆(Biomemory)和数字记忆(E-memories)两个不同的概念，认为数字全面记录了我们的所见所闻和所作所为。在新的数字生态下，个人在互联网上的数字痕迹集合被视为主体的另一个“身体”，通过云端存储，数字记忆可以实现对生物记忆的无限延伸，不仅使个体生命达致“不朽”或“永生”，而且推动整个人类社会进入“全面回忆”[1]的时代。 所谓“全面回忆”，其实就是一种“泛记忆”。因为一切皆可“入网”，所以万物皆可被记忆，而一切被记忆的内容都可以被转化为数字内容，具有可复制性，能够被我们灵活开发与运用。记忆随时随处都可发生。在大数据共享型经济的影响下，人类的生存演化为数据化生存，记忆的生成、传播与共享变得更加便捷，一个人的“数字记忆库”也可以被即时更新。 “泛记忆”改变了传统的记忆存储表征方式，也把我们对记忆的关注更多地指向了数据和算法，然而，就记忆的初衷而言，“泛记忆”却引发了新的记忆危机。首先，由于“信息定制”(information customization)技术的加持，对信息的个体化需求已经可以实现独立推送，基于用户信息偏好的个性化推送机制也成为如今各大网络媒体平台吸引用户的必备手段，这就对记忆的真实性与客观性提出了新的挑战。因为当推送机制自动帮我们过滤掉与我们过往阅读兴趣不符的信息时，对事件的认知便会被“推荐算法”(recommendation algorithm)进一步窄化，我们也缺乏多角度的信息来源来丰富我们对事件的理解，最终有可能产生更多假想的和同质的记忆。 其次，在新的数字生态下，记忆的数字化还有可能把我们对记忆之“真”的焦虑导向另一个层面，即记忆的器质性基础——人的肉身。当然，在任何时候，记忆的物质基础都是人的身体，比如听觉记忆、视觉记忆和其他感官类记忆，都基于身体对记忆的不可或缺性。但在数字时代，特别是在机械化身体“赛博格”诞生之后，“身体”却成了一个问题，它的不言自明性被技术颠覆了。技术使数字记忆的储存和表征方式从原本个体的口述回忆、报刊书籍以及电视电影等不同媒介的单体储存，转化为数字平台的网络关联储存，也就是说，所有的记忆类型都可以通过技术转换为数字字节“入网”，并且在云端相互连接。由此一来，个体的经验过程就越来越脱离了时间和空间双重意义上的“身体在场”，弥散在移动互联的数据之流中，在算法的影响和侵蚀下逐渐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灵韵”。与之相应，人的具身性存在也愈益被视为不可靠的，只有摒弃有限的身体，信赖数字技术，最大程度地将记忆数据化、工具化和媒介化，我们才有可能更加接近“真实”。也就是说，数据真实取代了现实真实，成为考察记忆之“真”的重要依据，也成了“强记忆(或弱记忆)”与“弱遗忘(或强遗忘)”之间矛盾对立的真正动机。 更进一步说，记忆被数据化，相当于记忆变成了“链接”，可以“前进”或“后退”，也可以被即时或延时操作，比如被发送、被分享、被编辑、被删除或被创建；我们不仅可以从不同的链接节点随时介入立体的记忆空间，而且还可以自主构建属于自己的记忆认知。这就意味着记忆从人类身体内的内在事实转化成外在于身体的外在事实，它不仅可以通过符号化和文本化而被二次“诞生”，还能够借助技术手段实现真正的“重生”，即被植入、被制造、被生成，并且从无到有、从他人到自我。可以设想，经由数字技术，通过“外化”和“物化”，记忆有可能最终摆脱人类主体(身体)的掌控，在未来的生活中，记忆完全作为一种“物”并非不可能。事实上，现有的科学实验已经修正甚至推翻了我们之前对记忆的假设，逼迫我们不得不提出一种新的假设去理解实验结果。比如说，赫托(Daniel D.Hutto)通过分析多个认知与记忆实验的结果，得出了一个颠覆性的结论，即记忆不仅仅发生在封闭的大脑中，不是大脑对外界现实被动的接受过程，而是一种存在于人—环境中的建构性认知能力，其功能也并非是为真实地反映过去[2](P97-114)。记忆是分布的、创造性的与无内容的，它弥散在人体与数字之间，实质上是一种“居间(in-between memory)记忆”。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现在常常谈到的“假肢记忆”也许可以被视为一种初级阶段的记忆物化生产，而像制造物一样制造记忆，我们又不得不面临一系列更尖锐的问题，比如说情感计算、情感制造或记忆消费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