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价值中立理想(value-free ideal)的争论已基本平息，科学哲学家关于价值必然会在科学活动中发挥作用这一信念达成共识。然而，针对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的讨论还远未结束，新划界问题(the new demarcation problem)逐渐成为科学哲学家关注的热点。美国科学哲学家Holman等将新划界问题定义为“根据价值判断而采取的无法避免的有风险行为与不可接受的调查扭曲之间的界限划定”[1]，认为它涉及到应该如何识别价值在科学活动中所发挥的合法作用与不合法作用。Holman等人还将当前关于科学中的价值划界策略归为五种：为科学活动标定允许参与的社会价值的公理划界策略；按照价值参与产生的后果进行划分的后果主义策略；主张科学活动与公众价值观相协调的协调划界策略；倡导科学活动和结果需要公众与科学集体共同协商的系统性策略以及以美国科学哲学家Douglas(道格拉斯)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划界策略。在承认科学过程中价值的影响无法避免的前提下，Douglas主张通过划分直接和间接作用来对价值进行限制[1]。这种策略对新划界问题的讨论造成了深远影响，同时Douglas的功能主义划界策略本身也引起了其他哲学家的批评。本文主要关注Douglas的功能主义划界策略，分析对这种策略的批评所发展出的各种替代理论，进而重新审视科学与价值的关系。 一、科学中的新划界问题 科学中的新划界问题是相对于传统的划界问题而言的。传统的划界问题是指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分问题，这个问题也一直是科学哲学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科学究竟是什么，是否存在唯一正确或合理的标准将科学(理论)与非科学(理论)区别开来？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科学陈述或命题必须具有可证实性，而非科学(尤其是形而上学)的命题则不能被经验所证实，所以可证实性是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在批评逻辑实证主义的过程中，英国哲学家Popper提出可证伪标准，认为科学的独特标志在于科学命题和科学理论是可证伪的而不是可证实的，非科学的命题或理论则不能被证伪[2]。根据Popper的观点，一个理论体系的可辩驳性或可证伪性应被视为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科学理论是可证伪的，而一个科学理论的可证伪性就在于是否可以通过一系列观察、测试或实验对其进行反驳[3]。Popper的划界策略代表了这样一种传统：判断一个理论是否是科学的，就看它是否有足够的经验证据支持。价值中立理想就贯穿于这样的传统之中。根据价值中立理想，社会和伦理等外在价值因素应该被排除在科学推理之外。换句话说，除了认识价值(epistemic value)(这里主要指解释力、简单性，预测力等)之外，科学的中心环节不应该再受到其他价值的影响。虽然这种观点得到了德国社会学家Weber等学者的支持，但是从20世纪中期开始，价值中立理想遭到众多质疑，其中Douglas提出最全面而系统的反驳。 Douglas认为应该建立新的理想来代替价值中立理想，以此来约束科学中的价值，她称之为“规范的挑战”(the normative challenge)[4]。规范的挑战对价值中立理想的否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无论是方法选择、数据表证还是结果解释，科学的内部环节中都存在着归纳风险(inductive risks)[5]。这即是说，从来没有完全确凿的证据证明某个科学主张是否为真，每一个科学主张都存在着归纳差距，并且伴随着每一个做出这种主张的决定的归纳风险[4]。因此，在证据充足性标准具有灵活性的前提下，科学家在进行决策时无法避免非认识价值(non-epistemic value)的参与。相应地，如果在科学推理中赋予认识价值过高的权重，反而会使科学远离其核心经验主义[6]102。第二，科学和科学家知识权威的确立。20世纪以来，科学家普遍被认为是相关研究领域的权威，科学理论在政府进行公共决策时的占比越来越大。这种认识权威带来了相应的社会责任，科学家在决定理论所承担的归纳风险时不仅要追求认知价值的实现，也要考虑其应用的背景和可能造成的后果。 除“规范的挑战”之外，Douglas还总结了学界对价值中立理想发起的其他质疑，包括“描述性挑战”(the descriptive challenge)与“边界挑战”(the boundary challenge)[4]。“描述性挑战”以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哲学家们向科学中存在的性别歧视发起的抨击为代表；而“边界挑战”则要求对价值中立理想所允许进入科学决策的认知价值与拒绝进入的非认识价值进行区分，如果这种区分不够清晰明确，那么价值中立理想就应该被彻底怀疑。新划界问题来源于学界对价值中立理想的普遍否定，既然在科学活动中无法完全避免价值的参与，那么应该如何分辨价值在科学活动中所发挥的合法与不合法的作用？如何能够在受非认识价值的影响下守护科学的真实与权威？在同样关心科学真伪的基础之上，新划界问题要比旧划界问题(也即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分问题)更加复杂多样，因为价值可以以多种方式潜在地影响科学，并且它还需回答科学从好到坏的等级问题[7]。针对新划界问题，许多哲学家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Douglas的功能主义划界策略。 二、Douglas的功能主义划界策略 基于对价值中立理想的根本怀疑，Douglas试图构建一种新的理想以平衡价值与科学的关系，这种理想被Holman等学者称为功能主义划界策略(functionalist demarcation strategy)。这种策略的中心思想就是要区分价值的作用，并基于这种区分在科学的中心环节对价值作用的发挥进行限制，以保护科学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功能主义划界策略首先对价值进行重新定义。Douglas并不反对价值中立理想对价值进行的分类，而是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对价值概念进行辨析。她将价值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的价值是指诸如内部一致性和预测能力等的认识价值。她认为相比价值，认识价值更像是一种标准，是获得真实可靠的知识所必须满足的标准[6]94。作为标准，认识价值应该被排除在以下关于非认识价值的作用的讨论之外，因为它们是科学理论确立的前提。如果它们没有得到满足，就会对科学理论的可接受性产生重大怀疑。第二种类型的价值是与认识价值相区别的价值群，统称为非认识价值。Douglas主要关注道德、社会与认知这三种非认识价值。需要强调的是，以简单性、解释力、范围和预测力为代表的认知价值(cognitive value)是“应用于理论本身时所需要的价值”[8]。与认识价值不同，认知价值本身并不能成为一个理论为真的必备条件，只是科学家和群众会更愿意相信具有它们的理论比不具有它们的理论更有可能为真。Douglas由此将这些认知价值从传统价值中立理想对它们“认识价值”的归类中抽离出来。与价值分类紧密相联的是价值的作用。Douglas认为价值能够发挥直接或间接作用。当价值发挥直接作用时，它“本身就成为接受理论的理由”，具有与证据差不多的效力，并能够对科学选择进行评估[6]96。而价值发挥间接作用，则是帮助制定需要多少证据才足够接受或拒绝一个假设的标准，“价值在科学中的间接作用涉及证据的充分性、不确定性的权衡和错误的后果，而不是对预期后果或选择本身的评估。”[6]102结合上文Douglas通过归纳风险对价值中立理想进行反驳可以看出，价值的间接作用与科学过程中存在的归纳风险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后文将进行详细阐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