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教育当作一个特殊的产业，充分发挥现有的教育能力，适时扩大教育能力，不仅可以动员、组织社会力量和资金发展教育事业，尽可能满足已经高涨并仍在继续高涨的教育需求，而且能缓解就业压力，拉动即期经济增长，提高未来劳动者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培林博士认为，教育消费是目前和未来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教育在我国一直没有被视为一个产业。李培林指出，在我国教育一直被单纯视为主要由政府支出的公益消费。我国长期实行国家办教育的计划体制，在招生人数方面一直实行比较严格的配额制度，结果人为抑制教育需求。大学门槛高，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都随之实行以升学率为主要目标的应试教育，学生和家长为此疲惫不堪，计划外的教育费用也因教育公共产品供给的短缺而价格奇高。 直到90年代中期，我国中学生占相应年龄组（12—17岁）的人口比重仍只有56%，低于世界120个国家61%的平均水平； 大学生占相应年龄组（20—24岁）的人口比重只有4%， 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和同期印度的水平，这与我国悠久的教育传统和科教兴国的战略很不相称。造成这种差距，首要原因是我们不具有教育产业观。虽然我国教育的生产能力不差，但是教育产出非常低，高等教育生产能力闲置现象普遍存在。北京各大学招收的委托代培和某些专业的在职硕士研究生，在经过较之国外严格得多的入学考试后，还要缴纳几乎够得上国际水平的3万元左右的“学费”； 尚有许多通过了考试也愿意如数交费的学生，因国家分配的计划内和计划外招生名额有限而被拒之门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有300多位博士生导师，每年却只能按配额招100多名博士生。 教育产业很可能成为持久的消费需求热点。李培林说，教育是我国文化传统的持久价值和家庭消费的重要方面，也是最易受到大量私人捐助的领域。在不需要国家大量增加投资的情况下，通过改革教育体制，有可能有效地培育教育产业，增加教育消费和产出，结束教育短缺的局面。 教育产业化的突破口应瞄准经济增长与劳动就业问题的结合部。李培林建议，对城镇高中毕业生实行制度性2—3年职业培训，培训内容与我国未来产业结构调整目标相配合，这可使城镇15—19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由目前的60%减少至30%，在近几年数以百万计地减少新增劳动力。 此外，李培林建议：1.扩大职业高中在校学生规模；2.扩大高等学校在校生规模，提倡走读生制；3.积极发展2—3年学制的城市社区大学；4.积极鼓励和正确引导社会、私人办学；5.继续大力发展成人教育，职业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