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的发展及其所指代的人的素质的提高是政治发展、人类进步的至关重要的基础性因素。“教育含量”作为教育的综合衡量指数，既是一国教育的状态和成就的量化显示，也是一国教育水准和人口质量的重要评估尺度。因此，“教育含量”必将同“科技含量”一样成为人们对社会发展关注的战略要点。 教育含量是一个具有多重性含义和多项性指标的概念图式。作为系统的逻辑框架，它可具体拆解为：各类学校和数量、规模，教师队伍的数量、质量，在校各类学生的人数，教育投资的额度，教育普及率，成人识字率，文盲率，成人学历状况、万人中拥有大学生的人数等。当然，作为这些要素集合体的教育含量即为一国教育的社会总量。本文将仅从“公民”这一层面来透视教育含量对政治参与制约和对人的发展的影响。 教育含量的特性表现为： 1.教育含量的层质性。一国公民所受教育程度、层级的差异决定了一国公民的总体教育含量的序质构造呈金字塔型，亦即一国公民所受小学、中学、大学教育的人数在档次分量上的排列组合。仅以我国为例：1987年，在25岁和25岁以上具有不同学历的人口中，大学占1.1%， 高中占8.9%，初中占27.2%，小学（肄业和毕业）占36.0%（注：1990年《中国统计年鉴》第866页。）。 这种教育含量的层质性为人们考察不同文化程度的公民群体其政治意识与行为的表现提供了坐标系。 2.教育含量的个体性。教育含量是一国人口素质的主要表现。公民个体所受的教育程度及其具有的文化水平反映了教育含量的个体性。从一般意义上讲，每个公民的学历、学位的个体差异就是每个公民教育含量聚集度的标识。假设一个博士自身融注的教育含量为100的话， 那么一个不识字的文盲所体现的教育含量只能为零。这种教育含量的个体性是对公民进行个体政治分析的文化基点。 3.教育含量的可比性。教育含量的总体性是评估各国教育发展水平的显示器。除此之外，人们还可依据某一尺度对各国的教育含量进行比较来找出某一方面的不足。譬如，在1987年的成人识字率方面：尼日尔为14%，印度为43%，中国为69%，马来西亚为74%，美国为96%，日本为99%（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报告《1990年联合国人文发展报告》，译文刊载于《世界经济科技》第42期，第526页。）。 再以一国文盲及文化程度不明确者为例：1987年中国占26.8%，1981年美国占3.3，1980年日本占0.4%（注：1990年《中国统计年鉴》第866页。）。由此可见，我国与美国、日本相比，在教育含量的有关层面上还存在着很大差距。 教育含量对社会政治发展具有基础性、关键性和战略性的功能显示。在国体既定的条件下，教育含量的高低和公民的文化素质的强弱，直接关系到该国政治发展的广度、深度与进度。列宁在谈到俄国文化不发达对苏维埃政权影响时说：“只有当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彻底进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才能完成战胜官僚主义。……但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达到使劳动群众参加管理的地步，因为除了法律，还要有文化水平……在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只有通过长期的教育才能解决。”（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788～789 页。）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虽然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们已在教育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伟大成就，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工作上的失误，我国的教育文化总体水平还不高。既然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那么全国成亿文盲的存在无疑大大滞缓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步伐。因此，要在未来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主动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2页。），我们必须“要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在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 全面提高整个社会的教育含量和公民的文化素质，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将在21世纪展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二 “当代社会学家所最关心的一个问题，莫过于公民政治参与的形式和程度了。广义上理解的政治参与可以视为是让人们以各种途径，努力影响政治过程。（注：〔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0页。）政治参与是政治发展的中心内容，是民主政治的重要表现。追求普遍而平等的政治参与，既是政治现代化的应有逻辑，也是现代民主政体的理想目标。然而，在当今世界所有的民主国家以及每个民主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政治参与的广度与深度却是不同的。究其原因，除了历史积淀、经济层次、政权性质、体制成色、科技水平等斑驳不齐外，教育含量的差异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直接性与关键性的因素。 1.教育含量厘定公民的“政治效能感”。政治是人类的高级性需求与后天性行动，需要一定的知识成本作奠基。一般说来，“人们受教育的程度愈高，对民主的要求就愈强烈。”（注：〔美〕阿尔温·托夫勒：《权力的转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23页。） 美国比较政治学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创始人阿尔蒙德通过调查“自认为在纠正一项不公正的地方法规中能有所作为的人数”项目后得结论：教育程度与参与态度成正比（见表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