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世界是多极的世界，思维也是多元的思维，霞光瑞彩，缤至纷呈。就哲学思考而言，东西方哲学，各有特点。东方思潮的主导精神是经世致用，西方思潮的主导精神是格物致知。中国哲学思潮是重德业，尚事功，学以致用。中国实践哲学的本质在于以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在这方面，孔子是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的真正哲学家。西方哲学则倡导爱智慧，尚思辨，学以致知。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似已为不少学者所共识。 当然，这两大思潮的差异，不是绝对相互排斥，非此即彼的，爱智慧、尚思辨的哲人，也有经世致用的方面。亚里士多德本人就是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创始者，在西方这两个学科的名字就是他取的。中国先秦时代辩证思维就很发达，例如孔子讲“辨惑”，老子讲“观复”，庄子讲“反衍”，《易传》讲“通变”，荀子讲“解蔽”等都具有辩证思维的含义，反映了事物的“通变”、“动静”、“贵贱”相互转化的方面。 在历史长河中，东西方思想文化演变过程的差异，极大地影响了民族思想文化的发展。中国思想文化的重德业、尚事功、学以致用的哲学特点，长期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并成为广大群众意识的所有物。在春秋战国时期，曾经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推动了学术思想的进步。汉以后，孔子的儒学思想一直占据着统治的地位。在《论语》、《左传》中，充分地反映了孔子儒学的思想。孔子儒学强调道德的价值或作用，认为“仁”是至高无上的道德标准。“君子义以为上”（注：《论语·阳货》。），“好仁者无以尚之”（注：《论语·里仁》。），就是认为仁的道德是至高无上的。人们为了实现道德理想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孔子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注：《论语·里仁》。）作为孔子儒学后继人之一的孟子进一步明确肯定人人都应该具有这种道德或价值。孟子说：“人人有贵于己者。”（注： 《孟子· 告子上》。）认为这固有的道德或价值是天赋的，既不是别人的赐与，也不可能为别人夺去。孔子在“仁”的道德基础上，倡导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激励着古往今来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奋勇前进。特别在民族危机的关头，许多思想家、政治家与军事家为了民族的振兴，战斗在斗争的最前沿，他们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都是在这种民族精神熏陶下形成的。 在西方则不同，正心、修身总是属于一个从属的部分。例如，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把实践科学放在理论科学或思辨科学之外，居于从属的地位。德国古典哲学实际上是在思辨的方向发展起来的，他们对中国哲学的经世致用方面是忽视的，甚至采取鄙视的态度。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黑格尔。他从思辨哲学出发，认为“思想就是对思想的思想”，哲学史就是“思想自己发展自己的历史”（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10、119页。）。从这一前提出发，他极力贬斥孔子的哲学思想。他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所有的只是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东西。”（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10、119页。）这一评价带有极大的片面性和民族偏见。其实，在西方也有很多学者对孔子儒学及中国哲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莱布尼茨、沃尔夫和托尔斯泰等。 近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物质文明较西方极大的落后了，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为什么落后，却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保守多于进取，我认为这不是主要的方面，主要方面是政治干预了经济。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的，并且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偶然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极大地延缓了历史的进程。100多年来，中国政治舞台上风云变幻，各派政治人物竞相登台，直接影响了社会的发展。 在本世纪20年代，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曾进行过广泛的讨论。当时这些问题的提出，不是少数人脑子里想出来的，而是历史提出来的，是活生生的现实提出来的，即中国为什么落在西方的后面？在这次讨论中，有人以“天人合一”为中心观念来比较中西思想的差异，主张融合中西，而“中国哲学精神当为其中心”。这种思想是把传统文化思想与社会改革等同起来，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有的则采取相反的态度，他们认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不如人，就是政治制度、道德、文学、音乐、艺术、身体都不如人。”（注：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正是这种观点为“全盘西化论”打下了思想基础。 严复在讨论中西文化的差异时，曾经作了较为细致的比较与分析。在《论世变之亟》中，他说：“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虱，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若斯之伦，举有与中国之理相抗，以并存于两间，而吾实未敢遽分其优绌也。”（注：《严复集》第一册，第 3页。）对东西方文化思想的差异，严复是采取了客观的分析态度的。 在众说纷纭中，真正解决中国思想界的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到外国的近代文化，从社会的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者都对其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才逐步为中国的进步人士所接受，成为中国前进的指导思想。“文化大革命”以后，出现了民主的局面，学术空气比较浓厚，这是很好的事。另一方面，又有各种主张和学说。例如，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从而导致科学技术不发达，西方文化的精髓是主客二分的思想，这推进了其科学技术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重复了20年代的某些思想，脱离了唯物史观的指导，离开了社会实践，就文化谈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