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货改善、默契合谋和最低零售价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自力(通信作者),江西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政府规制与产业组织研究,联系方式13077958258@163.com(江西 南昌 330013);万欣,江西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区域产业经济与产业组织理论研究(江西 南昌 330077)。

原文出处:
当代财经

内容提要:

识别和权衡最低零售价的效率功能和反竞争后果是当下反垄断理论与实践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研究发现,当市场需求存在不确定性、同时上游制造商与下游零售商存在零售信息不对称性时,竞争的制造商使用最低零售价存在三种效应:订货改善效应,即解决因市场需求不确定性产生的订货不足问题;默契合谋效应,即阻止合谋制造商利用信息不对称偏离合谋,提高默契合谋稳定性;零售信息效应,即使零售商无法利用零售信息优势调整零售价格。最低零售价对消费者福利的具体影响取决于上述效应的综合比较,市场需求不确定性越大、零售信息不对称程度越小或者产品替代性越弱,最低零售价越有可能改善消费者福利。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根据最低零售价实施环境下的市场需求不确定性和零售信息不对称状态、低市场需求出现时零售价格是否变化以及制造商对待零售商降价的态度对最低零售价的实施动机进行分类识别。当制造商使用最低零售价可能兼具订货改善和默契合谋效应时,产品替代性越强,执法机构就越应该考虑制造商使用最低零售价的反竞争后果,实施相对更为严格的审查;反之,则更应该考虑其可能的效率功能,对制造商使用最低零售价采取相对更为宽容的态度。


期刊代号:F51
分类名称:贸易经济
复印期号:2025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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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一方面,一些影响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因素(Demand Uncertainty,以下简称市场需求波动)会导致零售商订货不足,而垄断制造商对零售商实施最低零售价(Resale Price Maintenance,以下简称RPM)可以缓解订货不足问题,因而有可能改善消费者福利(Deneckere等,1997);另一方面,当制造商缺乏关于零售端变化(Local Shocks,以下简称零售波动)的信息时,RPM可以提高制造商合谋的稳定性(Jullien和Rey,2007),因而有损于消费者福利。当市场需求波动和零售波动同时发生时,如何权衡RPM上述两种截然相反的效应并做出相应的判断,是反垄断理论中亟待求解的一个难题。

  自美国著名的Leegin案对RPM适用合理原则后,RPM在实践中的使用频率大幅上升。一方面,RPM是服装、汽车、药品、图书、软件等诸多行业中常见的企业市场行为,其效率功能不断被肯定;另一方面,一些制造商卡特尔案件中也不断出现了RPM的“身影”,加剧了人们对RPM反竞争后果的担忧。①2020年6月10日,美国康涅狄格州发布了一份各州联合诉讼报告,称仿制药企巨头建立了一整套话术进行价格协调,由某一家药企确定价格底线,其他药企跟随,形成默契合谋。Clark等(2022)估计,仿制药巨头通过限定最低价格进行合谋造成了单个药品最高达到166%的价格上涨。因此,如何区分RPM的效率功能和反竞争后果,也是反垄断实践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

  本文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下,同时考虑制造商改善订货和默契合谋两种不同动机,以期在复杂条件下实现对RPM的综合判断。研究发现,制造商实施RPM可能产生三种效应:一是订货改善效应,当存在市场需求波动时,竞争的制造商实施RPM可以减少零售商在低市场需求时“过度竞争”引起的利润损失,有利于增加订货,因而有可能有利于消费者;二是默契合谋效应,RPM会阻断制造商利用零售波动进行价格偏离,因而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促进默契合谋,对消费者不利;三是零售信息效应,RPM限制了零售商利用零售信息调整零售价格的能力,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取决于产品替代性。我们的研究揭示了两种波动幅度、产品替代性以及制造商贴现因子等对上述三种效应的具体影响,对判断市场需求波动和零售波动条件下RPM的经济后果给出了具体的分析指标,这对RPM反垄断治理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

  本文研究也是对RPM相关理论的拓展。众所周知,RPM既有促进效率功能。也有反竞争功能,已有的RPM文献通常在不同情形下对上述两种功能分别进行讨论。但事实上,RPM上述两类功能很可能并非相斥,如何在相同情形下同时对其进行分析比较,现有文献鲜有涉及。本文在市场需求波动和零售波动情形下同时讨论RPM的订货改善效应和默契合谋效应,这不仅是对“订货改善假说”(Deneckere等,1997)和“默契合谋假说”(Jullien和Rey,2007)的补充和完善,在分析范式上也是一个新的尝试。

  接下来,本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在市场需求波动和零售波动条件下,讨论了竞争制造商使用最低零售价对零售商订货的影响;第四部分讨论了竞争制造商默契合谋的情形;第五部分对RPM的不同效应进行综合比较分析;第六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文献综述

  公众对RPM最主要的担忧来自卡特尔。竞争的制造商一旦碰面就意味着策划针对大众的阴谋,或是抬高价格的诡计。早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传统零售商协会为了应对新兴零售业的冲击,强制要求制造商实施最低零售价,以限制来自新兴零售商的竞争以及协会内零售商成员背叛价格协议。在2007年Leegin案之前,美国几乎长期对RPM适用本身违法原则。

  最低零售价不仅直接限制了零售商之间的竞争,保护了高成本、低效率的零售商(汪浩,2004),还限制了制造商背叛合谋的收益(Telser,1960)、增加了背叛被发现的概率,有利于合谋的稳定(Genesove和Mullin,2001;Jullien和Rey,2007)。如果反垄断机构通过观察合谋被制裁后的市场价格来计算对制造商合谋的处罚金额,制造商策略性地提高价格就可以降低处罚金额,也会有利于合谋(Harrington,2004)。Hunold和Muthers(2021)指出,在线性合约下,制造商只有在合谋时实施RPM,才能满足零售商保留利润的约束条件。在共同代理以及交叉代理的情形下,制造商实施RPM消除了代理零售商之间的竞争,可以增加默契合谋利润(Bernheim和Whinston,1985;Rey和Vergé,2010)。当制造商可以对消费者进行跨期价格歧视时,RPM有助于制造商达到合谋的效果(蒋传海等,2016)。当横、纵协议交织时,最低零售价还可以协助制造商或零售商实现轴辐合谋,甚至形成多个制造商或零售商的轴辐合谋复合体(Garrod等,2021)和双边轴辐合谋(Clark等,2021)。

  然而,近年来更多研究发现了RPM在各种情形下的效率功能。越来越多的文献证明,RPM在促进零售服务(Telser,1960;Marvel和McCafferty,1984;Mathewson和Winter,1984;王自力等,2019)、解决纵向或横向价格外部性(Tirole,1988;Klein和Murphy,1988;Winter,1993)、改善订货(Deneckere等,1997;Butz,1997)、解决委托代理问题(Rey和Tirole,1986;Romano,1994;Blair和Lewis,1994)和纵向信息不对称问题(刘志成,2012;王自力等,2021)等方面均可能具有效率功能。对RPM效率功能的认识加深最终导致2007年Leegin案推翻了RPM本身违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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