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2年伦敦和纽约举办的“越境的超现实主义”国际艺术展①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名古屋与长野的超现实主义摄影俱乐部因其对军国主义的抵抗受到了特别关注。②对比36年前的另一场展览，可发现国际艺术界对日本超现实主义的关注点发生了某种变化。在1986年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举办的“前卫的日本：1910—1970”艺术展上，发表于三十年代的《诗与诗论》杂志上的诗歌被当作日本超现实主义流派的典范，因为它们最能体现来自法国的“超现实主义精神”。③不难看出，1986年的艺术展凸显的是日本超现实主义与西方正统的相似性，2022年的艺术展则强调了其政治前卫性，这一转变并非偶然。 对照日本文学史可以发现，上述两次艺术展的侧重点与同时期日本文学史的主流观点具有同构性。二战结束以后的日本文学史叙述强调现代主义文艺的艺术自律性和表现形式的前卫性，将其与注重社会分析和政治表达的无产阶级文艺严格区分开来。在这种视野中，《诗与诗论》杂志长期被视为日本现代主义文学的大本营④，源自这一阵地的超现实主义诗歌也被视为纯粹艺术派。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些日本学者才开始反思这种关于现代主义的去政治化论述，推出了批判性的研究成果。⑤但相关研究大多致力于揭示日本现代主义文艺与帝国殖民历史的隐秘勾连，较少关注这些文艺潮流与反帝反殖民斗争的关系，而前述“越境展”则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从世界范围来看，自2000年以降，超现实主义的政治前卫性已受到国际学术界广泛关注。相关研究或尝试揭示超现实主义艺术对殖民地独立运动的贡献，或试图重新阐释审美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⑥然而在这些讨论中，日本的超现实主义文学却尚未被纳入视野。有鉴于此，本文将北川冬彦、神原泰、饭岛正等人创办的文学杂志《诗·现实》作为考察对象。作为日本超现实主义文学主流观点的挑战者，北川冬彦和神原泰通过理论阐述、翻译与创作等多种方式，试图为超现实主义文艺运动赋予左翼的政治性。他们的文艺观与同时期的无产阶级文学颇有关联，但又存在明显差异，有着自身的洞见与限度。饭岛正则在诗歌创作中探索了文学走向大众的可能性，开拓了前卫文学大众化的新形式。简言之，《诗·现实》代表着日本超现实主义中向左转的一翼，其文艺实践尽管长期被后来的文学史所漠视甚或贬斥，却构成了国际左翼现代主义运动中独具特色的一环。 一、日本超现实主义发生期的多种音调 超现实主义文艺运动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承接了达达主义对既成美学传统的挑战和无政府主义的政治立场。⑦其艺术观否定西方启蒙以来的理性传统，包括建立在这一传统之上的语言规范和文化准则，具有激进的反叛特质，因而也潜在包含对社会体制的批判性。 学界一般认为，超现实主义是由留英归国的诗人西胁顺三郎在1925年引入日本的。⑧西胁归国后执教于庆应义塾大学，组织了研讨西方前沿文艺的沙龙，这一沙龙发展为日本早期的超现实主义团体，其中泷口修造与佐藤朔等成员于1927年12月出版了日本第一部超现实主义诗集《馥郁的火夫呀》。在诗集的序言中，西胁宣告了自己的诗学观：“现实的世界只不过存在于脑髓当中，破坏脑髓是超现实艺术的目的，一切崇高的艺术形态都是超现实主义的，因此崇高的诗也是超现实诗……脑髓宛如桃粉色的玻璃，而诗将破坏这样的脑髓，被打碎的脑髓将如被打碎的香水瓶一般芳香四溢。”⑨不难看出，该序言中所谓的“超现实主义”并不是一个明确的文学流派，而是一种诗学观念。对于西胁而言，日常意义上的“现实”仅仅存在于观念(脑髓)中，而崇高的“超现实”艺术则要打破这些既有观念。 几乎同一时期，诗人上田敏雄成立了另一个日本超现实主义团体。1927年11月，文学杂志《蔷薇·魔术·学说》创刊，首期刊载了作为宣言的《1927年12月文件》。该文对超现实主义做出如下阐释：“我们依据天理，组装了与人类分离开来的‘诗的运作’/这种分离的状态让我们感到近似于技术的冷漠/在规定我们的对象性的界限之际/我们感到了类似于‘诗的科学家’的状态/我们既不忧郁也不快乐。”⑩与西胁顺三郎不同，上田敏雄一派将超现实主义解释为对主观知觉的剥离，其目的是使诗人达到如科学家一般冷静客观的状态。根据诗人北园克卫后来的回忆，此时日本的超现实主义运动分为以《馥郁的火夫呀》和《蔷薇·魔术·学说》为中心的两个团体，前者忠实于布勒东的教条，后者则体现了日本独立开辟的方向。(11)姑且不论北园的评价是否准确，至少从他的刻意区分来看，日本的超现实主义从发生之初就存在不同方向。 尽管日本早期超现实主义者对“超现实主义”的定义有所出入，但他们仍然短暂地结成了同人团体。1928年9月，《诗与诗论》杂志创刊。作为日本现代主义文学的根据地，《诗与诗论》强调语言实验与艺术自律，不仅引介达达主义、意象派等西方流派，也为日本的文学实验提供平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述两派超现实主义者走向合流，大部分成员成为《诗与诗论》的供稿者。不过，关于何为“超现实主义”的争论却并未停止，反而在这一平台上集中爆发。从1929年6月到1930年6月，《诗与诗论》刊载了包括译文在内的总共41篇文论，其中有9篇都围绕着超现实主义展开。论争的主要参与者有《诗与诗论》主编春山行夫，“蔷薇”派领袖上田敏雄，以及曾在日本殖民下的大连创办现代主义文学杂志《亚》、并首先译介了布勒东《超现实主义宣言》的诗人北川冬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