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我国研究生专业目录将图情档学科的一级学科名称改为“信息资源管理”后，对图情档学科产生很大的冲击，激起了热烈的讨论。这三个主体学科对此次改名的态度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档案学科的态度最鲜明、积极，情报学领域持异议或保留态度的人比较多，图书馆学领域则出现了“沉默的多数”。 实际上，“信息资源”这个术语最早还是图书馆学界提出来的。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图书馆学和文献工作界就开始重视“information science”这个新学科领域了。他们用“information retrieval”取代了“documentation retrieval”，把原来的文献工作协会改名为“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以下简称ASIST)。其4000名左右的会员来自计算机科学、语言学、管理学、图书馆学、工程技术、法律、医学、化学、教育等学科领域。甚至有人就把“information science”定义为一门将计算机应用于图书馆和基于计算机技术的所有全新的“图书馆”的研究领域[1]。 1970年，加拿大学者罗尔科(J.O.Rourke)在《专业图书馆》(Special Libraries)杂志1970年第2期的一篇文章中首先使用了这个概念。同年，美国联邦政府的文书管理专家霍顿(F.W.Jr.Horton)从政府文书工作改革的角度使用并定义了这个术语[2]。霍顿在他1974年出版的首部相关论著中把信息资源定义为包括各种生产者、供应商、处理者、传播者，各种形式的文献和非文献化的信息，原始数据，经过评价的信息，图书馆的库藏，信息中心的库藏，信息系统和数据库中的数据和记录，报刊、录音带和电影及其他存储和处理媒介中的信息。他把信息资源管理发展的第一阶段称为“文书管理”(Paperwork Management)或“记录管理”(Records Management)阶段，具体是指与记录的生成、维护、使用和保存相关的计划、控制、指导、组织、培训、推进及其他管理活动。其目的是使联邦政府的政策和活动的文献适度优化，使政府机构的运行管理经济有效①。 可见，在提出信息资源管理概念的先驱者眼中，信息资源和信息资源管理都是包含了图书馆领域的。遗憾的是，图书馆界迟迟没有理会这个新动向新理念，也很少有人从图书馆角度来系统思考其信息资源管理问题。ASIST在70年代后期召开的“80年代的信息管理”(Information Management in the 1980s)年会上，图书馆界关心的重点仍然停留在一些传统领域和新技术方面，如缩微文献管理、联机检索、图书馆文献资料采购标准、图书馆自动化与图书馆网络、馆际互借、分类法研究、自动标引等。 2 旁人眼中的图书馆信息资源管理 2010年，加拿大McMaster大学DeGgroot商学院Brian Detlor在《国际信息管理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什么是信息管理”。他认为，信息管理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性术语，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含义和解释，而且常常与另一个术语“信息资源管理”互换使用，并提出信息管理是对信息的创造、采集、组织、存储、分发和利用的流程和系统的管理，目标是帮助个人和组织有效地获取、处理和利用信息，帮助组织进行更有战略眼光和竞争力的运作，帮助人们更好地完成任务和变得更加消息灵通。他提出了三种视角，即组织、图书馆、个人，认为组织视角是最重要的、最流行的视角。这种视角关注对信息生命周期中包含的所有信息过程的管理，关注与组织的成功和良好运营相关的事情，目标是支持一个组织达到其战略目标和竞争目标。他还认为，图书馆视角的信息管理是人们认识到图书馆作为信息提供机构的独特作用，其核心意愿是向其用户提供信息资源和服务的获取途径。图书馆主要把信息管理视为信息库藏(如书刊)的管理，它既不是信息库藏的原创者，也不是信息库藏的用户。这种视角的信息管理只是信息生命周期中包含的信息过程的一部分，其目标是帮助用户获得和借阅信息库藏中的信息单件。在此视角下，与信息管理密切相关的术语是知识组织、分类编目、索引工作、信息检索系统等[3]。 该作者提出这样一个视角，在现实中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商学院的专业背景使他对图书馆领域的信息资源管理的观察显得过于简单和表面化。而图书馆业界和图书馆学界却对此问题长期漠不关心。究竟是为什么?是事不关己?心灰意冷?还是胸有成竹?所以，很有必要认真地思考和弄清楚本领域的信息资源管理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图书馆的产生和使命 图书馆是在社会图书文献资料生产和积累到一定规模，国家或政府有相关的思想文化教育制度和政策出台的背景下诞生的。我国历代中央政府都设有掌管图书文化事业的官署。例如，汉武帝有感于长期战乱造成“书缺简脱，礼坏乐崩”的局面，命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并在太学里设五经博士。“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前三种“外藏”指收藏在朝廷里负责管理文化教育的不同机构的图书，后“三府”则是指收藏在皇宫内三个不同地方的图书。到公元前26年，汉成帝一方面继续命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另一方面任命光禄大夫刘向兼任校书之职，负责校经传、诸子和诗赋类图书，另有步兵校尉任弘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类图书，侍医李柱国校方技类图书。每书校毕，刘向就整理其篇目，摘其指意，拟出一篇撮述全书主旨的“叙录”，录而奏之，并把审定的清本送入书库“天禄阁”(相当于当时的国家图书馆)，历时19年。刘向去世后，其子刘歆继承父业，将所有经过审校的图书和撰写的叙录分门别类，编制成第一部系统的图书目录《七略》。我国著名目录学家和图书馆学家王重民先生把刘向刘歆父子两代人的校书编目过程概括为四个阶段：校勘定本、缮写清本(以便保存和阅读)、编写叙录(记述校定过程，简述全书大意及作者事迹、时代背景、辨别真伪)、编制图书目录[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