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后，在情报学界学术自觉的影响下，自下而上形成了在交叉学科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下打造国家安全情报学二级学科的基本共识。对情报回归耳目、尖兵和参谋功能，回归服务国家安全本源的追求，形塑了中国情报学界对国家安全情报的关注，由此衍生出国家安全情报理论体系。国家安全情报研究成为情报学新的理论增长点与问题域，情报学科理论谱系的发展与完善都来自学界对国家安全情报工作机理的思考，国家安全情报学迎来发展契机。在这一过程中，情报学者广泛汲取其他学科的知识养分，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与研究议题趋于多元，研究成果面向国家安全重大战略需求，情报学的交叉学科属性日益凸显，现实影响力显著提升。但是，较之成熟学科，情报学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在理论研究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偏误和不足。本文对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研究的独特学术贡献和面临挑战进行论析，阐释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的哲学基础，尝试解答建构、繁荣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情报理论所面临的战略选择。 1 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研究的学术贡献与面临困境 受西学东渐的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情报学出现系统性的情报理论成果，功能视角下的情报理论体系逐步完善。但是，较之注重从多元视角和理论前沿开展“硬核研究”的国际情报学，我国情报学面临理论式微的现实挑战。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大情报观”的“观照”下，我国情报学界已经开始着力弥补不足，但这些努力还很不充分。 1.1 重视国家安全情报规范理论研究，但规范理论在观察和理解情报现实时存在局限性 我国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研究起步于域外引进，其中以美国情报理论成果对我影响尤深，因此我国形成了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情报研究大致相当的情报理论研究。当前主流的国家安全情报理论将一切国家安全情报要素与关系的总和视为一个有内在结构和功能的有机系统，着眼于系统与系统之间以及情报系统内部要素构成、相互作用关系及其内在结构与功能、情报系统功能组织与业务实现的微观机制三方面发展情报理论[1]。这实质上就是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所谓的“规范理论”，表现形式不一，但内涵一致。如国际关系学中的规范理论是对国际关系诸领域进行价值判断、以探究应然世界为最终目标的理论[2]。又如传播学中的媒介规范理论则是一种描述组织和运作媒介系统理想方式的理论，意图在理想的价值观或理想规则得到实现的理论预设下，阐述事物应具有的本来面目[3]。因此，笔者将上文提到的蕴含研究者价值观念，旨在通过理论假设和逻辑分析的方法诠释情报现象，着眼于从情报功能目标实现的理想视角展开探讨的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统称为“情报规范理论”。进入21世纪，大批学者结合我国国情，在引进美国等情报强国的理论基础上，对发展中国国家安全情报规范理论做出了卓越贡献：以高金虎[4-5]、张晓军[6]、申华[7]、张薇[8]、张家年等[9-10]、马海群等[11]、李景龙[12]、谢晓专等[1，13]、张长军[14]、高庆德[15]为代表的情报学者在情报分析、情报监督、情报体制、情报教育等方面取得系统性成果，奠定了中国情报规范理论研究的基石。因此，较之其他类型研究，功能视角下的情报规范理论在我国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研究中占绝对优势。 情报规范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内核是结构功能主义，旨在以高度简化的方式阐述某种去情境化的“可旅行性”的抽象情报经验[16]。无疑，这种“简约”经验对于长期以缺乏“理论”为人所诟病的情报学科来说非常必要。但是，这种研究理路在观察和理解情报现实时存在天然的局限性和片面性，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情报规范理论对于解释和理解具有经验意义的情报历史显得力不从心。有学者为了追求情报规范理论的“普适性”，往往刻意牺牲情报工作中的“特殊性”，这种简化和抽象处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加情报规范理论对于大部分宏观情报议题的解释力，但这种对理论本体的人为删减也相应地决定了理论的解释范畴具有天然的“不普遍性”。情报史研究所要求的对情报历史的完整呈现和分析恰恰就是科学实证主义的规范理论“无能为力”的部分。诚如吴毅[17]所指出的，对于经验意义的“解释性理解”要求研究者将历史材料置于特定的中观或微观场域，尽可能展现历史案例作为一个独立整体的完整性和自洽性，在特定过程—事件的观察中，对历史事件确立相应的分析和意义建构。 第二，功能主义的情报规范理论忽视情报工作中“人”的因素。所谓功能，费孝通[18]曾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定义：一是指达到目的所起到的作用，二是数学的函数概念，指甲函数随着乙函数的变化而变化。这一定义完整诠释了功能学派的情报理论的研究特点和范畴，即将情报工作人员视为“社会人”，而不关注“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往往强调从形式理性视角考察情报组织的行为逻辑、结构模式、职能作用和制度机制。功能的情报理论在话语逻辑上看似工整合理，但蕴含着致命弱点。如果真如这类理论所言，情报工作都严格按照特定的规制运行，那么情报工作就不会出现“情报工作政治化”等问题，情报文化的生成更是无从谈起，这显然与常识不符。客观来说，这类理论并非着眼于情报现实，而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者“一厢情愿”的“情报理想”。 第三，情报规范理论多从“应然”的视角出发，而很少关注“实然”。换言之，这类理论过于强调应用，而不关注情报现象的本质和成因。周雪光[19]曾尖锐指出：“学术研究着眼于‘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这并不意味着所谓‘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恰恰相反，这是对知识的尊重。如果没有在扎实研究基础上对现实中‘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做出满意的回答，那么关于‘应该怎么做’的所谓研究只会使得学术研究工作流于空洞无物的清谈说教或成为哗众取宠的道具。”在情报研究中，实用主义的“应然性”研究弥漫情报学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情报学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渴望，但也恰恰是这种“急促”的理论研究反过来限制了情报理论对情报现实的解释力。历史学家黄仁宇尝言，学术研究的意义不在于批评荒谬，而在于寻找和解释荒谬背后的逻辑[20]。“应然性”主导的研究取向隐含极其暧昧的理论想象，即情报工作“实然性”问题是天然存在的不需要去探讨的“自在之物”。其直接后果就是对情报理论的研究停留在问题描述的浅显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