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金融风波始于泰国，但在最近的发展中似乎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印度尼西亚货币市场的持续动荡及其对周围地区的影响。自1997年底以来，泰国和韩国的货币汇率开始呈现稳定的迹象，印度尼西亚货币盾的美元比价却跌低了将近一半（见表1）。印度尼西亚盾1997年12月的汇价已比它在1997年年中时低了一半多，也就是说印度尼西亚货币的对外价值按美元计算到今年3月初时仅为市场动荡前的四分之一左右。不仅如此，印度尼西亚目前还是东南亚地区通货膨胀率最高、股市回升较不稳定的经济。自地区性金融市场动荡以来，泰国和韩国都出现通货膨胀逐月攀升的情况，但这两国迄今为止已忍痛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两位数以内。相比之下，印度尼西亚的通货膨胀率不仅突破了10%，而且快速上升，1998年2月份达到30.7%。拥有2亿人口且为世界第四人口大国的印度尼西亚何时能摆脱货币动荡？印度尼西亚货币市场如果继续动荡下去会给该地区及其它地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协议 在1997年7月泰国货币危机爆发时，印度尼西亚的宏观经济情况看上去似乎十分良好：它的经常项目逆差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左右（泰国那时达到8%），外汇储备多至200亿美元，相当于印度尼西亚5个月的进口；政府财政收支平衡并略有盈余，通货膨胀处在温和状态中（直到1997年6月时仅为5.6%）。也许正是因为有这些正面因素的支持，印度尼西亚参加了1997年8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出面组织的对泰国的国际援助行动（印度尼西亚承诺了总额为140亿美元援助计划中的5亿）。然而，此后不到两个月，印度尼西亚货币市场发生波动，波动的幅度之大，远远超过了7月的泰国。印度尼西亚政府决定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由救援国转为被救援国。 印度尼西亚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7年10月底达成“第一次”协议。按照该协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向印度尼西亚提供230亿美元流动性外汇资助，另加由日本政府和世界银行等机构提供的170亿美元，共计400亿美元；协议同时说明印度尼西亚政府将采取行动，改革金融、贸易和经济管理体制，包括关闭经营机制不健全的银行、减少食品补贴、撤除贸易障碍、取消低效率的政府专卖制度等。（注：《经济日报》1998年1月16日报道。）这个协议中的资金援助受到了市场的欢迎，但“附加条件”部分在印度尼西亚朝野上下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因为它们开始触及到印度尼西亚经济体制中的一些敏感问题（尽管协议的内容在当时未完全公布）。印度尼西亚政府在11月份勒令关闭掉220多家商业银行中的16家。出于对存款安全性的担忧，一些印度尼西亚居民随后排队提取银行存款。挤兑威胁到金融体系的存亡，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随之向面临银根告罄的各商业银行紧急提供多达100亿美元的流动资金（相当于印度尼西亚国内生产总值的5%）。这种注资行为也使得央行失去了对通货膨胀的有效控制。12月份印度尼西亚出现百姓抢购食品的风潮，这或许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案中减少食品补贴的措施有关，或许也与印度尼西亚央行挽救商业银行的注资行为有关。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具体原因，印度尼西亚银行界和商业界在1997年10月底以后发生的这些事件未能帮助印度尼西亚盾稳定下来，反而加剧了它的动荡。 1998年初，印度尼西亚政府按照自己的思路制定了新年度的财政预算。这份预算的亮相，使印度尼西亚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歧意见公开化了，进而引起印度尼西亚股市和汇市的进一步波动。印度尼西亚政府在这份预算中提出1998年经济增长目标为3%～4%，主要手段是扩大财政开支、增加项目投资。而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的建议，印度尼西亚经济在1998年的主要目标是结构和体制调整，其增长率不应超过2%，财政开支和项目投资也应相应有所收缩。经过紧张的谈判，印度尼西亚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月中旬达成了“第二次”协议。“新”协议的内容更加广泛：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按“原协议”向印度尼西亚组织提供400亿美元的资金外，印度尼西亚政府将修改它的预算草案，并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随后宣布了一个新预算案，经济增长率目标调整为零，通货膨胀率力争控制在20%，平均汇率希望维持在1美元兑5000盾水平上。
路透社3月4日报道说，“新”协议中涉及印度尼西亚政府行动的制度措施部分包括：采取措施控制能源价格补贴；取消12个基础设施项目；终止国产车计划中的税收优惠；赋予中央银行以货币政策的自主权；政府停止支持国有飞机制造公司的工程项目；改组银行和公司机构；取缔一些垄断性组织机构；消除妨碍棕榈种植投资的政策壁垒；制定银行储蓄保险方案，保护储户的利益。外界人士不难发现，这个“新”协议的许多要点针对着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大工程项目和基础设施，似乎与专注于宏观经济问题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传统精神有所不符。另一方面，通过这个“新”协议以及围绕着它的风风雨雨，人们也看到印度尼西亚问题的一些特殊性——如果没有这些特殊性，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形势便不会那么严峻，其货币亦不会贬值得那么厉害（如果考虑到前面所说印度尼西亚宏观经济基本层面的情况在货币危机前比泰国等还要好这一点，更是如此）。 在这方面，似乎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所谓的“密友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在近年来印度尼西亚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可能表现得较为突出。“密友资本主义”是西方媒介喜欢用的一个词语，形容在商业行为中掺合着太多的官商交易或裙带关系因素，也许或多或少接近于我们日常谈论的那种不正常的“关系网”因素。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或起飞时期，“百废待兴”，有大量的大型工程项目正在上马或即将上马。一个这样的项目很可能给经营者带来可观的、丰厚的经济利益（包括给来自国外的参与者）。“谁能成为项目经营者”因此成为这种经济中最大最激烈的竞争目标。由于项目的分配决策权往往在政府手中（这大概在世界各国都如此，包括发达与不发达国家），政府如何行为便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在这种竞争中，落选者（“竞争失败者”）似乎特别容易产生忿懑和失望情绪。西方媒介对印度尼西亚“密友资本主义”的大肆报道也许较多地反映了不少西方公司作为“竞争失败者”的这种情绪，但这也可能从一个侧面说明该问题在印度尼西亚相对于其它东南亚国家较为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