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全球化时代比较教育研究的问题鸿沟 21世纪以来，全球化时代的开启促使中国比较教育研究迎来新的发展机遇。[1]在此背景下，关于如何推进比较教育学科现代化和科学化发展的讨论日益增多。从对学科建设的宏观规划与方向定位的认知到多元方法论的引入与建构，已有研究均有大量论述。然而，作为联结上述两者的关键环节和保障有价值研究落地的第一步，比较教育在全球化时代研究问题的识别与选择未曾得到细致地探讨。相较于生成某种答案，对于新时代知识体系的发展而言，问题的提出更显可贵。[2]长期以来，比较教育研究中存在明显的问题鸿沟。一方面，大量研究的主题分散且问题感淡薄，难见具有全球化时代张力的研究问题；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相关研究并未妥善处理研究问题的具体情景，致使研究常常陷入问题脱嵌的困境，难以获得实质性启发。 (一)理论与实践的割裂：比较教育研究的问题感缺失 清晰明确地呈现研究者对研究问题的聚焦过程与价值关切是研究的重要起点，但在现有比较教育研究中，有关问题的陈述往往是高度概括且模糊不清的。整体而言，基于规律探索与经验借鉴两大研究目的，比较教育研究的提问方式走向了两种极端：一是从宏观抽象的结构出发，遵循演绎逻辑，将研究聚焦于学科领域的重要议题，并借助已有的概念、公理或理论不断推演研究议题，如全球教育治理的参与机制研究；二是从微观实践出发，通过归纳逻辑，将现实社会中的实践困境焦点化，并通过研究视野的扩展梳理总结不同国家(区域)的实践路径，如校园欺凌的多国政策研究。以上两种提问方式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它们大多只有边界模糊的研究主题，却没有具体明确的研究问题。 第一种研究高度依赖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中借鉴而来的理论成果，通过不断在比较教育研究中演练已建构成熟的概念与理论，致使自身沦为一门验证性研究。[3]不同于教育学其他二级学科在运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现实时可能存在的水土不服，比较教育研究通常是用西方理论研究西方主要国家的教育现象。此类研究看似拥有适切的研究前提，却仍存在诸多异议：一方面，相关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国内特供成果，无法获得国际社会的关注与认可；另一方面，其所展现出的对理论验证路径的高度依赖，极大地压缩了探索的过程，限制了研究主题的进一步聚焦，从而时常招致理论与研究内容两层皮的批判。第二种研究建立于否定式的思维路径之上，相较于深入探索具体问题，更强调对现实困境应对之道的宣告。受否定式思维的影响，此类研究通常会存在假定的标准，并将其他国家(地区)的实践路径确立为改革范本，从而将比较教育研究转换成一种教育的全球实践指南，而所谓的问题在被观察与探索之前就已经有了答案。[4] 采用上述两种提问方式的研究通常都缺乏价值鲜明的研究问题，究其原因，不外乎研究者问题感的缺失。问题感在于对问题之所以是问题以及如何成为问题的反思[5]，而这种反思极少在比较教育研究中言明。从程序上来看，问题感可具化为对问题意识所建构的逻辑链条的思考，包括发现问题、界定问题、综合问题、解决问题与验证问题在内的多个环节。[6]但是，当前的比较教育研究大多在重复某种广为人知的主题或议题，为了追求论证的平滑与自洽，研究者甚至会放弃对现实情景或理论结构中可能存在的矛盾之处的追索。 那些从宏观结构出发的研究倾向于将既有概念与命题视作不言自明的研究假设，没有分析不同概念与理论在同一研究主题之下真正关切并尝试解答的问题独特性为何。由于社会科学理论阐释的覆盖性有限，此领域的理论发展大多是受某个极具内在矛盾性的问题催动。[7]与之相对，比较教育研究甚少在迁移理论和概念的过程中发现具体的问题，而是直接套用理论术语来界定某个研究主题的主要内涵，并对此进行验证。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在比较教育进入全球化时代的大背景下，此类研究仍将自身视作一座座孤岛。在那些从微观实践出发的研究中，问题的识别与澄清则更为艰难，社会环境中的争论性议题(topic)和实践困境(problem)以及个人的立场(argument)和困惑(puzzle)都会被直接盖上“研究问题”(research question)的字眼。因而，此类研究总是会跳过发现与界定问题这两个基础性环节而直指解决问题。[8]由于缺少实践与理论的互相关照，此类研究会反复陷入零碎细节之中而自说自话，无法超越传统模式，并建立全球主义的比较教育世界像。综上所述，问题感的缺失使得比较教育研究难以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背景下确立清晰的问题逻辑，有选择性地讨论问题建构的不同环节也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理论与实践的割裂感显著。 (二)时间与空间的多重性：比较教育研究的问题脱嵌 作为一个视野广阔的研究领域，比较教育研究中可能产生多重层次的时空是一个需要谨慎处理的棘手问题。在全球化时代，时空的多重性所导致的分裂现象已成为比较教育发展的现实困境。人类学学者项飙在对当今社会研究中的时—空分裂情况进行分析时指出：“我们的调查地、理论资源的来源地、发表成果、展开讨论的地方，是很不一致的。”[9]事实上，其所阐明的研究困境在比较教育中具有更为复杂的表征。具体而言，在时间层次中，共时性框架时至今日仍在比较教育研究的问题建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在国内的学术语境中比较教育常常被视为教育史的延续，但许多比较教育研究者并没有充分彰显其历史思维。相反，在现有研究成果中，以一套话语囊括不同时间脉络中的历史内容是一个极为常见的问题。最为典型的表现是，相关研究高度依赖“剪切+粘贴”的方式来总结与分析“启示”和“借鉴”的内容，忽视了研究对象与启示对象在时间脉络中的差异性。这类研究有一个潜在的价值假设，即它们将研究问题所涉猎的不同主体置于同一条线性推进的时间轴之上，并认为主导时间轴的关键是由科学化和现代化所形构的发展理念。由此，比较教育的研究问题便也脱离了不同时间层次中现实环境的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