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进口替代工业化(Import 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和出口导向工业化(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学术界一般认为，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亚各国和地区能够在二战以来创造出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关键在于它们在进口替代工业化盛行的背景下率先转向了出口导向工业化。（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1-196页。）但我们决不能由此抽象地得出出口导向战略优于进口替代战略这样一个普遍性的结论。我们确实可以用一种战略模式描绘出一个国家特定时期经济的主要趋势，这是很方便的分析问题的方法，但同时要面临使问题简单化的危险。任何一种战略模式都不能涵盖导致一东亚国家（地区）特定时期经济成功的主要政策和措施的全部。东亚的出口导向工业化既有其外向、开放的一面，但同时也有至少是同样重要的保护和政府干预的一面。后者往往受到忽视，这一方面和进口替代工业化之间又有相通之处。 如果要总结东亚工业化的经验，我们就应该超越具体的战略和政策，因为这些也许只有与特定的环境条件相联系才能显示出其效用。有经济学家指出：“实用主义和灵活取舍主义应当胜于任何教条的、目标单一的贸易战略。”（注：马尔科姆·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13页。）笔者认为，东亚国家政府表现出的能够随着条件的变化不断地变换其战略和政策的灵活性也许是对那些不太成功的第三世界国家甚至发达国家最具有启发性的经验。当然这种灵活性不仅体现在政府层次上。有人把东亚工业化成功归结为华人企业的独特经营模式即“游击资本主义”(guerrilla capitalism)实际上就是强调企业的灵活性。（注：Danny Kin-Kong Lam & Ian Lam,Guerrilla Ca-pitalism and the Limits of Statist Theory:Comparing the Chinese NICs.in Cal Clark & Steve Chan eds,The Evolving Pacific Basin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i-nkages,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1992.此文中文译文见《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上海）1995年第11期。）正是这种灵活性使东亚国家（地区）政府在进口替代工业化遇到困难时适时地调整了战略而没有像其他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那样墨守成规最终陷入危机。本文以新加坡自治政府和马来西亚时期的工业化为案例，分析说明在推行进口替代战略时新加坡就显示出其灵活性而与发展中国家普遍性的做法有所不同，政府没有拘泥于战略的政策构想，而是根据特殊的现实条件采取适当的对策。 一、战略 台湾工业化的设计师之一李国鼎曾讲过：“进口替代和外向型出口实际上或多或少是权宜性地形成的方法，前者是在50年代，后者是在60年代。它们之所以逐渐被称为战略，是因为它们已经被研究、定型、并有意识地实施。”（注：李国鼎：《台湾经济发展背后的政策演变》，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1页。）所谓的发展战略并不是一开始就在决策者头脑中形成然后有步骤地去实施。对后来模仿这一战略的国家也许是这样，而那些先驱者们所能够做的只有把握各种形势变化并采取对策，他们能够成功关键在于尊重事实而不是某种理论或战略模式。吴庆瑞，新加坡工业化的设计师说：“60年代的工业化政策，并非依据高度的经济理论而来的，我们决策时唯一考虑的是应解决危害工业化的强烈趋势。”（注：玖芎林：《创造奇迹的城邦国家：新加坡的成功》，金文图书有限公司（台北）1982年版，第48页。）可以说，新加坡工业化成功是严峻的形势一步步地逼出来的，而不是由于有意识地推行了某种战略。 开港以来新加坡几乎是完全依靠转口贸易支撑其经济，但从大萧条开始这种经济的局限性就已暴露出来。要使经济发展适应社会需要就必须改变单一的结构，实行工业化。二战后新加坡严重的失业和贫困问题，更使各派政治力量从50年代始都认识到工业化才是未来经济的出路所在。1959年的首次自治政府大选中，各政党都把经济发展问题放在重要位置，试图向选民证明自己最有能力把新加坡引向繁荣。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竞选的纲领性文件《目前的各种任务》中，把推进工业化作为未来的三大施政目标之一。人民行动党还提出了参选各政党中最为详细的经济政策方案，这主要归功于吴庆瑞这位伦敦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哲学博士，他曾是首席部长的经济顾问，是人民行动党内的经济专家。吴庆瑞大选前讲，新加坡正经历人类从没有过的快速人口增长，如果没有足够的工作机会提供给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人，国家将不会有和平与稳定，民主制度可能会因此破产。贸易不可能给增长的人口以足够的就业机会，解决办法在于制造业的扩张。与马来亚联合邦组成商品自由流通的共同市场是工业化的基础。对于外国资本将给予所需要的一切鼓励、帮助和保护，但并不想在工业化过程中全部依靠外国资本（这一点是与其他政党的区别所在），主要应着眼于利用国内资本。成立拥有1亿元初始资本的经济发展局，资助愿在新加坡进行工业项目投资的国内外企业，制订短期和长期工业发展计划，评估工业项目，进行技术培训。为增加私入储蓄，实行强制性措施，公民要为经济发展做出牺牲。国有化在新加坡行不通，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最大限度地发挥私人资本的作用，政府参与应是有限的，并要在自由竞争的框架内进行。（注：Ong Chit Chung,'The 1959 Singapore General Election',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75,Vol.6,No.1,pp.77-78.John Drys dale,Singapore Str-uggle for Success,Singapore:Time Books International,1984,pp.215-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