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世纪末20世纪初，尽管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整个经济已向近代化迈出了重要一步，但无论在全国还是在近代化起步较早、发展较快的上海地区，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仍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根植于传统社会的钱庄继续满足着这部分经济的需求，并随着中外贸易繁荣起来。现代银行则因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且刚刚来华，立足未稳，尚未被一般工商业者和市民所熟悉，它与工商业界的联系相当程度上还需要钱庄的帮助。两业人员互相兼职，经营等，正是这种现实的反映。从当时整个金融市场来看，不同层次、形式的资金需求只有两业共存才能得到满足；内容各异的业务方向、往来方式迎合了不同习惯的工商业者的需求。 我国钱庄比银行历史悠久。各地钱庄在发展过程中，特别是进入近代社会后，随着内外贸易的繁荣，不但确立了它在经济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地位，而且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熟悉中国复杂的货币体制、了解各地计量单位和商情的金融人才。钱庄业对金融市场的开拓和造就的大批人才，是中国新式银行出现的前提之一。 我国早期银行业高级管理人才主要来源是：钱业和外国留学生。学金融类的学生大多在辛亥前后才归国或进入银行业（注：上海滩金融界名人如钱新之，1909年结业于日本神户高等商业学校，1917年才进入交通银行；李铭，日本山口高等商业学校毕业后，1912年才进入银行界；陈光甫1909年毕业于美国宾州大学，辛亥后进入江苏省银行等等。详见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旧上海的金融界》（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47辑）等书。）。在我国银行业最初的十多年间的经营者中，钱业出身者占极重要的地位。中国通商银行首任“华大班”陈笙郊是咸康钱庄经理、第二任谢伦辉亦是钱业中人，曾任户部、大清、中国银行之首席副理的胡逵芗早就在经营钱庄，即使到1915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时，陈光甫还聘用余大钱庄经理宋云生，利用其经验和社会关系开拓业务（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49页。《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第82页。）。据不完全统计，在上海地区有数十钱业人士曾为银行的发展立下过汗马功劳（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49页，《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第82页。）。华资银行较少从钱业界引进人才大体是在二十年代以后，随着势力的扩张和各种业务的开展，钱业人才慢慢不能满足需要，才开始从国内大学商科、银行学校、高中毕业生中选用。因此，钱庄为华资银行业的出现在人才上起到了一种奠基石的作用。 另外，钱庄业也为银行业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开办资本。从部分银行的开办资本可以看出，钱庄资本向银行资本的转移从一开始就存在，浙江兴业银行创立时的股东就有钱庄股东郑岱山，他是该行的董事，占有1%的股份，同时也在杭州投资开办了开泰、元泰两钱庄（注：根据浙江兴业银行档案。转引洪葭管《从借华资本的兴起看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及其完整形态》，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缉，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12页。）在四明商业银行的50万两开办资本中，与钱业有关的资本计55,000两，占11%，后来钱业出身的孙衡甫的股份逐渐增加，最多时达5,258股，金额为2,621,900两，一人便占该行资本总额的35%（注：根据四明商业储蓄银行档案，转引来源同[4]第314-315页。）。据《上海钱庄史料》统计，这时期确实可考的同时为银行和钱庄的投资者为9人。产生这种资本流动的原因有三：第一，上海钱庄的股东一般都是些比较殷实的资本家，他们也在钱庄投资中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资本；第二，人才的流动带动了资本流动，钱业人才进入银行业必然会随着他们对银行业营运状况的了解带动一批钱庄资本流入银行业；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是，早期银行，特别是中小型银行其实与钱庄无太大区别（注：早期银行，主要是中小型银行，名为银行，实为钱庄，浙江实业银行前身浙江银行的规章制度、业务方向、经营方针等都沿袭钱庄；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即使在孙衡甫盘进后，虽采取了一些资本主义银行的经营方式，但钱庄的烙印还是不少，如其发行钞票，竟沿袭钱庄发行庄票，无准备金，漫无节制。），两者的相似性使投资者觉得投资银行等于投资钱庄。 华资银行产生后，在经营中两业是相互支持的。主要表现在钱庄帮助银行发行钞票，银行拆款给钱庄，双方共组银团等方面。早期银行为了推广钞票，曾允许钱庄以六成现金、四成公债、期票领用十成钞票，这种方式对钱庄而言是使周转现金由六成变成了十成，银行则借此扩大了影响。有些银行的钞票如果发生挤兑，也常利用钱庄分布广的优势帮助平息风潮，挤兑银行只要刊行某某几家钱庄代兑的广告，人心即可安定，挤兑风波就会慢慢平息。有时钱庄还给挤兑银行一定的现金通融（注：《上海钱庄史料》第143-147页。）。 钱庄资本向来不丰，即使最盛时上海汇划钱庄的平均资本也不过二十余万两，有四五十万两资本的大钱庄寥若晨星。但钱庄的资金往来常十倍或数十倍于其资本，其中除发行庄票、收受存款外，银行拆款是其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在华资银行势力未盛时，钱庄拆款多源于外资银行，但二十年代后，华资银行的拆款远超过了外资银行，最多时有千余万两。由于传统关系，我国钱业与工商业的联系更为密切，当银行资本暂时没有更好的出路时，以钱庄为中介放款给工商业可适当减少资金呆滞产生的损失，当然钱庄也因此扩张了业务，获得了可观的利率差。此外，很多华资银行因需钱庄代理票据清算，也不得不存款于钱庄（注：当然钱庄营运资本流向银行的情况亦是有的，当银根缓和时，钱庄也会出现一定数量的资本暂时闲置，为避免亏耗，一般都将其存入银行，这既可保证资金的稳妥，又能减少一些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