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厉行海禁，规定“片板不许下海，禁革双桅大船”。从表面看来，似乎把一切海外贸易都给切断了，其实不然，明初的海外贸易不仅没有停止过，而且与东南亚的贸易还有所发展，正如谢杰在《虔台倭纂》中所描述的：“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般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注：谢杰：《虔台倭纂》上卷，＜倭原＞。）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当时与东南亚的贸易是如何发展呢？它对明初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什么作用呢？这些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几个问题。 （一） 明初海禁，指的是禁止国内百姓到海外贸易。明朝政府曾三令五申：“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注：《明太祖实录》卷七十，洪武四年十二月丙戌。）、“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注：《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九，洪武十四年十月己已。）、“申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注：《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二，洪武三十年四月乙酉。）。为了使海禁政策得以有效实行，明朝政府甚至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注：《明太宗实录》卷二十七，永乐二年正月辛酉。）并规定：“凡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把违禁货物运往国外贩卖者，正犯处以极刑，全家发边卫充军。”（注：朱纨《议处夷贼以明典刑以消祸患事》，载《明经世文编》卷二○五，＜朱中丞甓余集一＞。）与此相反，对于海外国家来华贸易，却不在禁止之列，明朝政府鼓励海外国家以“朝贡”形式来货贸易，规定“凡海外诸国入贡，有附私物者，悉蠲其税”（注：《明太祖实录》卷一五九，洪武十七年正月丁己。），甚至不惜巨大耗费，派遣郑和七下西洋，招徕海外国家派遣使者随船入明朝贡。 有关朝贡贸易的实行，史家认为是“赔钱的大买卖，目的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注：罗荣渠《15世纪中西航海发展取向的对比与思索》，载《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这只是谈到朝贡贸易的表面现象，而没有看清其实质。明朝政府既然为阻止国内私人出海贸易而实行海禁，那未对海外国家来货贸易，也必然要禁止私人插手，否则海禁就成为一句空话。因此，明朝政府就要求海外国家以“朝贡”的形式，由官方出面组织来华进行贸易，其附载的方物由市舶司统一负责收买，以便对海外贸易实行最大限度的控制与垄断。这就是实行朝贡贸易的目的之所在，其实质是提倡官方贸易而打击私人贸易。明人王圻在《续文献通考》中就明确指出：“凡外夷贡者，我朝皆设市舶司以领之……其来也，许带方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明矣”；“贡舶者，王法之所许，市舶之所司，乃贸易之公也；海商者，王法之所不许，市舶之所不经，乃贸易之私也。”（注：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三十一，《市考·市舶·互市》。）正因为如此，故国外有些学者认为：“朝贡的实行是一种非常基本和重要的商业基础，它为中国的国际外交关系作中介。”（注：J.K.Fairb-ankand S.Y.Teng: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1.6,1941,P.137.） 由于中国私人贸易船被禁止到海外贸易，东南亚国家只能通过朝贡这一渠道才能获得中国货物，故在明初实行海禁期间，东南亚国家频繁地派船到中国“朝贡”。就以暹罗为例来说，有人曾做过这样的统计，在明初洪武三年至洪武三十一年(1370-1398)海禁最严厉的时期，暹罗派船入明朝贡达35次，平均每年一次多。而至明代后期，隆庆元年(1567)开海禁后至崇祯十七年(1644)明亡的78年间，因准许国内私人贸易船到东南亚各地贸易，这样一来，东南亚国家就不必为获得中国货物而频繁派船入明“朝贡”，于是朝贡的次数大大减少，暹罗仅朝贡14次，平均五年半一次（注：徐启恒：《两汉至鸦片战争期间的中泰关系》，载《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史论丛》，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1-82页。）。东南亚国家派船入明朝贡时，为方便起见，多数是启用当地华人作为使者，其中如正统元年(1436)的爪哇使臣财富八致满荣，原名洪茂仔，福建龙溪县人，以捕鱼为业。被倭冠掳去，后逃脱至爪哇，被委派为贡使（注：《明英宗实录》卷十九，正统元年闰六月壬辰。）。正统三年(1438)的爪哇使臣亚烈马用良、通事良殷南文旦，原籍福建漳州府龙溪县，因捕鱼遭风飘到爪哇，今作贡使入明朝贡（注：《明英宗实录》卷四十三，正统三年六月戊午。）。弘治九年(1496)的暹罗通事秦罗，原籍福建清流县，因渡海飘风，流寓暹罗；暹罗通事万，原籍江西南城县，因往琼州经商遭风飘至暹罗，均作为贡使入朝（注：《明孝宗实录》卷一二九，弘治九年辛丑、乙已。）。明朝政府对这些华人贡使，给予热情接待，尽量满足其要求，分别提供口粮与脚力，送他们还乡祭祖、造祠堂，有不愿返回侨居国者，则授予冠带回乡闲往（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外国·华人夷官》。）。 东南亚国家中有些私人海外贸易商，因无法取得对华贸易的权利，只好冒充使臣前来“朝贡”。如洪武七年(1374)，暹罗商人沙里拨，自称本国令其同奈思里侪刺悉识替代入贡，去年八月到乌猪洋时，因遭风坏舟漂至海南，把收获漂余的苏木、降香、兜罗绵等物来献。朝廷认为他们无朝贡表状，既称舟覆，而方物却保存完好，一定是私商假冒无疑，故命却之不受（注：《明太祖实录》卷八十八，洪武七年三月癸己。）。为防止类似的假冒现象发生，明朝政府于洪武十六年(1383)命礼部颁发勘合文册，赐给暹罗、占城、真腊诸国，规定凡至中国使者，必验勘合相同，否则以假冒逮之（注：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七，《礼部五·朝贡》。）。然而，明朝政府规定的贡期毕竟有限，远远满足不了东南亚国家对华贸易的需要，因此，冒称入贡的现象仍层出不穷。有些东南亚私商则将船只游弋于中国沿海，伺机与中国走私高人进行贸易，如成化十四年(1478)江西饶州府浮梁县人方敏、伙同弟方祥、方洪、共凑600两白银购买到青花瓷器共2800件，用船载运至广州，遇到熟人广东揭阳县民陈佑、陈荣、海阳县民吴孟，各带青白苎麻布也到广州售卖。方敏等人探听得知，南海外洋有东南亚私人商船一只出没，因海禁严厉无法与人交易。他们即雇请广东东莞县民梁大英，以其自造的违式双桅槽船一只，装载前述瓷器与布货，于五月二十二日开船出外洋，在金门地方遇见东南亚私人商船一艘，则将船上货物与之交易，得胡椒210包、黄蜡一包、乌木6条、沉香一扁箱、锡20块。交易完毕后，这艘东南亚私船随即挂篷驶出外洋，不知去向（注：《皇明条法事类纂》上册，卷二十，《佞买番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