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商业的曲折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黄河流域屡遭战乱，人口丧亡，城邑丘墟，生产废驰，市场萎缩，致使秦汉以来北方商品经济发达的势头严重受挫，商业的恢复与发展也因社会的激烈动荡而陷入到极度的困境之中。但是，从汉末丧乱到隋统一中国的400年间，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并不是业已“倒退到纯粹自然经济的时代”（注：语见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3卷，第228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商业活动也不是完全消失或停滞不前。大体说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商业的发展经历了“三起三落”，即有过三次发展与高涨期，也出现过三次破坏与衰落期。

      一 魏晋时期北方商业的恢复与发展

      魏晋时期，是北方商业在遭受汉末战乱的严重破坏之后，而逐步走上恢复与发展的第一个高涨时期。

      我们知道，在黄巾起义失败后到三国鼎立形成的这段时间里，黄河流域一直是豪强争斗的主要战场，干戈扰攘，疯狂屠杀，人口丧亡，生产停顿，社会经济遭到巨大破坏，商业的凋弊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豪强割据，交通阻隔，昔日商品交换的繁忙景象不复再见。其次是商业都市遭到严重破坏，都邑空虚，城镇萧条。如东汉首都、商业中心洛阳，在董卓西迁时被烧成一片焦土，城内扫地殄尽。长安城在董卓死后，部下争权混战，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其他如南阳、临淄、定陶、邯郸等，在汉代都是商业繁华的城市，但经汉末战乱，这些城市也都衰落了。其三是货币制度的破坏。董卓攻下长安，坏五铢钱，更铸小钱，“于是货轻而物重，谷一斛至数十万，自是后钱货不行”（注：《三国志》卷6《魏志·董卓传》。），严重影响到商品交换的进行。

      三国鼎立局面形成后，北方地区的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农业生产也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如洛阳和关中地区，流民还乡生产，逐渐改变了荒残破败的面貌。淮河流域也由于屯田兵民的辛勤垦殖，农业生产日益兴复。到曹魏末年，“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注：《晋书》卷26《食货志》。），农业生产又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曹魏对手工业生产也很重视，无论是官营冶铁业，还是民间纺织业，都具有相当的规模。特别是马钧对纺织机械的改进，促进了北方丝织业的发展，以致成为曹魏政权的一项重要的赋税来源。

      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曹魏时的商业日见复苏，城市经济逐渐活跃起来。如河北地区的邺都（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在这时发展成为新兴的商业城市。左思《魏都赋》说：“廓三市而开廛，籍平逵而九达。班列肆以兼罗，设阛阓以襟带。……百隧毂击，连轸万贯，凭轼捶马，袖幕纷半。”（注：《文选》卷6。）可见邺都市内列肆兼罗，货贿山积，摩肩接踵，熙熙攘攘。其市场交易之盛，规模之大，跃然纸上。中原地区的洛阳，在汉末战乱中被毁。曹丕代汉，定都于此，在汉宫遗址上重建宫殿，人口渐至殷盛。“其民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会，利之所聚。”（注：《三国志》卷21《魏志·傅嘏传》注引《傅子》。）既是政治文化中心，又是北方的商业中心。魏明帝时，司马懿在长安“立军市”（注：《三国志》卷16《魏志·仓慈传》注引《魏略》。），由军市侯掌管贸易，以供军中所需。这虽非西汉时的旧观，但较之东汉末年的荒凉残破之状已有很大起色。

      在农村，商品交换亦见恢复。经过战乱，北方耕牛十分缺乏，为了换购所需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农民在出售农副产品的同时，也有一些牧畜产品出售。当时有的地方官特别注意通过商贩在集市上组织耕牛的交易。如颜斐任京兆太守时，“令属县整阡陌，树桑果。是时民多无车牛。斐又课民以闲月取车材，使转相教匠作车。又课民无牛者，令畜猪狗，卖以买牛。始者民以为烦，一二年间，家家有丁车、大牛。”（注：《三国志》卷16《魏志·仓慈传》注引《魏略》。）

      随着商业的恢复，曹魏政权也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措施和政策。汉末豪强割据，各地区纷纷加重关税，漫无章法。曹丕即位后下令减税，指出“关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御实荒，设禁重税，非所以便民；其除池之禁，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注：《三国志》卷2《魏志·文帝纪》注引《魏书》。）由于关税税率定为什一，比过去减轻，有利于贩运贸易的发展和各地区之间的物质交流。另外，货币流通与商品流通亦有密切关系。汉末战乱，原来的货币制度被董卓破坏殆尽。曹魏初年，魏文帝曹丕曾一度恢复五铢钱的使用，但以后又以谷贵，“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注：《晋书》卷26《食货志》。）。到魏明帝曹叡时，谷帛作为交换手段已不能适应日益恢复的商品流通的需要，于是在太和元年（227年），再用五铢钱，此后一直到晋代仍行用五铢钱，不闻有所改制，这对便利商品流通自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国内商业日趋活跃的同时，曹魏时的民族贸易与对外贸易也有较大的发展。如西域各族与曹魏之间以贡献与回赐为形式的贸易交往，还是比较经常的。曹魏在北部边境与鲜卑族开展互市活动，即所谓“通胡市”。由于曹魏在三国时版图最大，国力最强，而且自汉代以来中外经济交往的大动脉“丝绸之路”也在曹魏境内，从而为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曹魏与康居、大月氏、大宛等葱岭以西诸国保持着传统的内陆国际贸易关系，与朝鲜半岛诸国发生过海外贸易，与日本的经济交往也十分频繁。

      经过曹魏一代的治理，北方的社会经济日益发展，商业有了起色，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到魏晋禅代，晋武帝灭吴，全国又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完成了统一事业。随着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兴复，商业也随之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首先是南北两地的交通阻隔被打破，商路通畅，关梁无阻，地区间的贩运贸易日趋兴盛。由于当时贩运商人往来各地，活动频繁，故交通线上居停商客的逆旅业也跟着发达起来。如《晋书·潘岳传》载：“今四海会同，九服纳贡，八方翼翼，公私满路，近畿辐辏，客舍亦稠。冬有温庐，夏有凉荫，刍秣成行，器用取给，疲牛必投，乘凉近进，发槅写鞍，皆有所憩。”可见贩运业与逆旅业的繁荣景象。分布在商业交通线上的客舍和旅店，使“行者赖以顿止，居者薄收其值，交易贸迁，各有其所”（注：《晋书》卷55《潘岳传》。），因而对商品流通和远路客商是十分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