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B221 商贾之起，殊为古远。《尚书·酒诰》就有“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的记载。然而作为一独立的社会阶层的商人阶层，却迟至春秋时代方始形成。商旅阶层的形成，是当时社会变迁的必然结果。随着商业资本的发展和商人阶层的形成，早期商业理论即商人治生之学也相应产生。从此，社会变迁便多了一种新的因素，社会的历史进程在许多方面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商人、商业及商业理论的影响。 一、商人阶级的形成 春秋以前，“工商食官”（《国语·晋语四》），手工业者和商人大多是由领主和官府直接控制的官奴，他们的身份与臣妾相同，所以周代彝器铭文中常有“臣妾百工”、“什驭百工，牧臣妾”（吴闿生《吉金文录》卷三）一类二者并提的记载。他们平日处于官府作坊“东偏西偏”之中，为领主们提供无偿劳动，并仰食于官府。领主们也可以把他们作为礼品赠遗转让。其人格的不独立性显然可见。同时，春秋以前的商业也只是初具雏形而已。其基本方式是物物交换。即孟子所说“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治之耳”（孟子·公孙丑下）。这种交易互通，各得其所的交换方式，尚且不是严格意义的商业。以后，虽然一些以布、刀、粟、贝等实物作为货币的交换商业也相继产生，但总起来看，仍属原始质朴的起步阶段。春秋以前的商品经济的不发达，加之工商业者人格的非独立性，这两种因素加在一起，便决定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独立的商人阶层是不可能出现在春秋以前的时代。 商人作为社会一独立阶层，所以能出现于春秋时代，乃是与下述因素相关的社会变迁所致： 首先是工商食官局面的打破。春秋时代，由于井田制的废坏，建筑于其上的政治大厦也必然摇动倾覆，在政自方伯，王官失守的社会大动荡中，原先井然有序的宗法封建制被逐渐打破，加之此起彼伏的工匠斗争，百工不知迁业的工商食官的制度也无法维持。这样，一部分手工业者和商人便从领主控制下解放出来，成了独立的个体工商业者，他们设肆、市从事生产经营，一些头脑机敏的官商由于积累了大量财富，不仅获得了独立的身份人格，而且还堂而皇之的同宗法贵族做起了土地买卖。据《卫盉》、《五年卫鼎》、《九年卫鼎》记载，原先的百工头领之一司裘之官裘卫曾用裘皮和宝器珍玩向领主贵族换得大量田产及山林川泽，贵族邦君厉曾答应卖田给他，因为未践约还受到三有司的审讯。同时，由于宗法封建制的破坏，一些贵族和农民也摆脱宗法封建的束缚而从事工商业，即《诗·大雅·瞻卬》所称“如贾三倍，君子是识。”这部分人的加入，显然大大加强了商贾队伍的人数与力量。 其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主要体现于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手工业的发展。春秋时代，随着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农业生产率大大提高。在此基础上，手工业生产得到了相应的发展。据《礼记·曲礼下》记载，当时官营手工业有30种之多。家庭手工业也蓬勃发展，各种拥有手工绝技的工匠层出不穷。如宋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有恃鞔以食三世者，鲁人身善织屦，妻善织缟以及斫轮之轮扁，削木为雀之公输般等等。官私手工业的发展使各地都形成了一些优势产业。大略而言，当时燕之煮盐业，赵之冶铁业，齐之渔盐业与纺织业，楚之铜，锡冶炼业，巴蜀的采矿业，秦之皮革加工业等，均是各擅胜场。便是同一种产业，各地也有不可更易的特点。正如《周礼·冬官·考工记》所云：“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
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 手工业的发展不仅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手工业的发达本身，也促成了手工产品的商品化，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商旅服牛辂马，无所不至。他们的贩运活动，西至陇蜀、西域，北至燕赵、朔汉，东至齐鲁、朝鲜，南至吴楚、南海，踪迹所至，各地物产，如山西之材、竹、谷、
、旄、玉石，山东之鱼、盐、漆、丝、声色，江南之楠、梓、薑、桂、金、锡、丹沙、犀、玳瑁、珠玑、卤、革，龙门、碣石以北之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等等，渐周流殆遍，随地皆有，用司马迁的话说，这就是：“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史记·货殖列传》）。 二是货币经济的发展。春秋以前，除了原先三大类货币，即发源于渔民的贝货，发源于猎器的刀货和发源于农具的布货仍旧流行外，黄金作为抽象的等价交换品的价值被逐渐认识接受，因而它一跃而成为主要的货币之一，在流通领域发挥广泛的作用。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称，范蠡次子因杀人被囚于楚，范蠡“装黄金千镒”，贿楚王幸臣。黄金而外，大量流通的是铜铸币。《国语·周语》记载周景王废小钱而铸大钱的事便是明证。此外，银、锡等金属货币也进入流通领域。当时已有“黄金为上币，铜铁为下币”的说法（《史记·赵王勾践世家》），说明金属货币的使用已有相当的普遍性。金属货币的使用，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正是由于金属货币的大量使用，春秋时代的商品经济才得以迅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