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分两个时期，1937年至1940年主要依靠外部援助；1941年至1945年主要依靠边区政府的各种税收和公营企业的发展来提供。本文就这两个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及与其相关的问题进行考查。 一、1937年至1940年的财政来源及1941年发生财政困难的原因 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的财政政策是力争外援，休养民力，医治创伤，积蓄力量，支持长期抗战。这个政策的基本点是争取外援。因此，在抗战时期的1937年至1940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主要是依靠外援。外援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国民政府给八路军的军饷，一部分是海外华侨和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外援占边区财政收入约50%到85%。1937年至1940年外援金额及占当年财政收入比率为（法币）：1937年，4563.9万元，占年财政收入77.20%；1938年，46.8万余元， 占年财政收入51.69%；1939年，566.4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85.79%；1940 年，755 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70%。（注：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 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下称《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页。） 除外援外，其余的财政收入来源是少量的税收和行政性收费（包括没收款、罚款、土地登记手续费等）。这几项收入缺1937年、1938年的资料。1939年税收65.8万余元；没收款9.5万余元；罚款近1.9万元，土地登记手续费0.37万元，杂项2万余元，总计占年财政收入的9.17 %。（注：边区财政厅：《财政工作报告》，1941年10月26日，见《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第41、45、41、45页。）1940年税收196.4 万余元，企业盈余42.7万余元；公产收入0.5 万元，寒衣代金42.7万余元，罚款28.5万余元；杂项29.2万余元，总计占年财政收入24.87%。（注：边区财政厅：《财政工作报告》，1941年10月26日，见《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第41、45、41、45页。） 总之，从上面各项收入的统计资料比较可以看出，1937年至1940年，外援是陕甘宁边区财政来源的主要部分。 1937年至1940年，陕甘宁边区财政虽然困难，但精打细算，尚可维持，甚至有所结余，如1938年余10.3万元（注：边区财政厅：《财政工作报告》，1941年10月26日，见《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第41、45、41、45页。），1939年余8.4 万元（注：边区财政厅：《财政工作报告》，1941年10月26日，见《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第41、45、41、45页。）。但1941年，边区财政出现了严峻的形势，这年财政亏空567.2 万余元（注：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 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下称《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页。）。毛泽东回顾当时困难状况时曾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注：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严峻的形势？ 第一，皖南事变后，边区政府的外援完全中断。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日本对华政策的改变，国民党的政策也由积极抗日转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表现在经济上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和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1940年9月，国民政府就一度停发每月60万元的军饷， 皖南事变后，八路军的军饷全部被停发。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禁止必需品如棉花、铁、布匹等入口，阻挠扣留边区商人；提高税率，不许边区土产向外推销。在顽固派的军事包围、蚕食政策和经济封锁下，边区的面积缩小，人口锐减。抗战初期，边区总面积为12.9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00万。被封锁和侵吞之后，边区面积减少到9.89万平方公里，人口减少到约150万。（注：《陕甘宁边区幅员的说明》1944年， 见《史料摘编》第一编《概述》第10页。）国民党的封锁，使海外华侨及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也中断了。 第二，非生产人口的增加是造成边区财政困难的客观原因。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边区脱离生产的党政军人员最多不超过3万人。1938年后，大批爱国青年奔赴延安，到1939年边区非生产人员增至4 万人。1940年至1941年局势最为吃紧时，从前线调部队保卫边区，使非生产人员达7.2万余人。非生产人员的增加，加重了边区的财政困难。 就粮食一项来说，除征收救国公粮，缺额部分由财政拨款购粮。1938年购粮款6.8万元，占年财政收入8.3%，1939年购粮款52.4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8%。1940年购粮款大幅度增长，款183.5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18.86%。（注：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 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下称《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页。）分别比1938年增长了26倍和10个百分点，比1939年增长了3倍多和10 个百分点。 第三，不合实际的财政政策是造成边区财政困难的主观原因。1937年至1940年边区“力争外援，休养民力”的财政政策总体上是正确的，但在执行过程中过于机械和教条，出现了不合实际之处。一是对外援认识不足。抗战初期，国民党积极抗战的确鼓舞人心，但当人民力量壮大时，它必然要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给予扼杀。尽管当时边区党和政府已经预见到外援不可靠，毛泽东在1939年就提出自己动手，开展生产运动的号召，但“没有把1939年的热潮坚持下去，普遍推广到农村去，到1940年就又有些消沉了。”（注：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 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下称《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页。）这说明党的一部分人包括高级领导人有依赖于外援的思想，没有做发展经济、增加财源的长远打算。二是狭隘的“仁政”观点。经过一段休养民力，边区经济比之抗战前已有所好转。尽管征粮数额成倍增加，但因农业经济发展而实际征收比例下降了，农民负担相应也减轻了。在当时，政府总是考虑休养民力，总怕群众负担重了，而对战时特殊环境考虑则较少。正如南汉宸所说：“各级干部处理一些问题也没有将战争与革命的特点把握住，只是站在怎样减轻负担和改善人民生活这方面去看问题，而没有看到日寇和顽固分子有进攻边区的可能性，忽视了军事财政等方面的准备。”（注：财经办事处：《关于财政工作总结》，1944年2月， 见《史料摘编》第一编《概述》第74页。）这种狭隘的“仁政”思想造成了1941年的粮荒和财政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