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形成过一批大型的企业集团是无容置疑的。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1919年资本额即达1500万元（银元，下同），除垂直延伸的附属企业外，在香港、上海、印尼、武汉、重庆、广州等都有企业；抗战前，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销售量约占全国总量的8 %。 荣家企业中，1932年申新纺织集团所属的9家纱厂拥有股本达1525万元， 纱锭数占全国总数的12.14%；荣家的茂、福新面粉集团股本额达790余万元，占全国关内产粉能力的32%。 永安纺织集团所属的5个棉纺织厂自有资本达1835万元，纱锭数占全国的7%左右。刘鸿生实业集团1931年资本额达740多万元，其中仅大中华下属的3家火柴厂产品销售额即占全国的22.25%。其它如张謇经营的大生集团、虞洽卿经营的三北航业集团、卢作孚经营的民生公司、范旭东经营的“永久黄”化工集团、薛寿萱经营的永泰制丝集团、苏汰余等人经营的裕大华集团等都是国内颇有影响的大型企业集团。 学术界以往较多地注重研究这些集团形成的外部因素、即非经济因素，如官方的扶持、“专利”等方面，而忽略了这些企业集团形成的内在因素，即经济因素的作用。本文主要是对中国近代企业集团形成的经济因素作简单阐述。 一 导致我国近代民族资本企业集团产生的经济因素，总的说来，是规模经济的存在与作用。 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在规模经济作用下，规模大的企业，平均单位生产成本总是低于较小的厂家，凡是不能把生产规模扩大到足够程度的企业，生产成本一定偏高，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反之，只有把企业扩大到一定的规模，才能生存与发展。 近代中国的企业家对规模经济的功能早有共识。 荣氏兄弟根据自身的实践总结出：“盖产额愈多，则进料、销货亦愈便宜；而管理、营业各费也愈节省也”（注：《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253、82、254、25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认为：实行规模经济，把许多分散的船只集中在同一公司的统一调度之下，可以节省开支；在营运方面，可以根据季节、航线及运量的多少，分配调动船只，提高运输效率；在人力、物力方面，可以集中力量添置、修理、救助，改善运输条件；在资金方面，可以以盈补亏，互相挹注；在管理方面，便于协定运价，避免无谓的竞争（注：《长江航运史》（近代部分）第362页， 人民交通出版社1992年。）。 有“火柴大王”之誉的企业家刘鸿生在1930年拟定的《实行集中管理及其方案》中，对规模经济的认识较为系统，他指出规模经济的优点有四：“一曰人才之集中”。把人才“集中在同一公司之下，则无论新旧各项人才，均可使之荟萃一堂，以合法之组织，为实地之联络，指挥既易、收效自宏。”“一曰财用之经济。经济之作用，以集合消费省，以分化而耗费多”。“一曰办法之统一”。“如果集中在同一公司之下，则参差者可使之整齐，纷乱者可使之划一。不惟总务、财务”“即如技术、考工等事项，既设专科，责有所属，亦可本平日之研究与经验，为最适当之处置”“一曰分工之精密”。“今如集中在同一公司之下，将各公司性质相同之事务，分别部居，各设专管人员，分工愈精，效力愈大。即分析至极小部分，苟以一人而主管十余公司之同类事务，人才决不至不经济，而事务亦以专精而愈娴熟”（注：《刘鸿生企业史料》中册16 —17页、上册144页、上册109页、上册144页、上册158 页、上册282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可见，中国近代企业家对于规模经济的认识已有相当的理论水准，他们不同于一般经济学家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把这些理论正确地应用于实践之中，创建出中国第一代企业集团。 二 中国近代企业集团发展方式多各多样，但一般都实行供、产、销的垂直联合与同业的横向联合。 中国近代企业集团最基本的发展形式，是实行产、供、销各部门的垂直联合，把原来市场中的交易关系，变为集团内部的协作关系。 有人总结中国第一个企业集团大生集团的经营方针为：“南通业棉之政策，乃合农、工、商以兼营，本末相资，自比唯工是业者较易求活”。张謇在创办大生纱厂的同时，就主张开垦海边荒滩种植棉花，他创办的垦牧公司虽不属于大生纱厂严格意义上的向上游延伸的部门，但垦牧公司与大生棉纺集团，都在张謇统一领导之下，仍有互相协作的效果，如垦牧公司致力于棉花改良，以供大生纺织之需，尤其在大生纱厂所产的纱由粗转细过程中，垦牧公司改良的棉花正适合了大生的需要。《通州兴办实业之历史》中称：“垦牧公司，为推广植棉足纱厂进货之用，不待外求起见，与大生为直接关系。盖通花称最、各埠争往购买，价易受挤，若将来自植自收，数可得半，则无受挤之患”（注：《通州兴办实业之历史》上册，大生纱厂》第367页，翰墨林印书局1910年。）。从1912年，垦区棉田正式出棉以后，垦牧公司所收的租花便优先供应大生棉纺系统，大生纱厂与垦牧公司结帐，以趸花的年度平均价为准，要等到次年春才能接清上一年的花款，这样使得纱厂可以名正言顺地赊用垦牧公司的棉花达数月甚至一年。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山东坊子、河南许昌、安徽凤阳等地设有烤烟厂，“除自收外，并代人烤烟”。除此之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还设立、合并了许多与原料有关的工厂。如1918年南洋公司购置石印机两部自办印刷业务；1933年10月，南洋公司以900万元收买远东印刷公司。 总经理简玉阶在董事会上说：“查本公司印刷费，每年支出甚巨，如拨出一笔款项，办理印刷业务，计可挽回印刷1／3之利权”（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第19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南洋公司还创设烟盒必需的锡纸生产厂宝兴锡纸厂，把原来向苏州等地购买的锡纸改为自己生产。通过向上游延伸，使企业的开支大为减省。 刘鸿生经营大中华火柴公司，为确保原材料供应，1931年收买昌兴公司财产自设东沟梗片厂。被收购的东沟梗片厂，作为大中华集团的附属企业，不对外营业，产品只供应大中华火柴公司下属的各家火柴厂，资本也不单独划分，原材料的供应和产销都由总公司调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