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的两个金融组织——北洋银元局和北洋天津官银号，都是由北洋既官亦商的实业家周学熙（1865—1947）于1902年在天津创办的。此时，由于帝国主义洋商和国内奸商私毁私铸制钱和1900年八国联军对北洋机械局造币厂的破坏，官铸制钱绝迹，私铸劣质制钱充斥市肆，致使津埠银根奇紧，物价腾升，“商民交困”。为此，银元局改铸铜元代替制钱，旨在“救助钱荒”；天津官银号承拨铸币，投放铜元，旨在“平抑市价”和“济助商情”。这对同生的双胞胎金融姊妹，在“铸放”铜元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这不仅为北洋军事统治提供了大量资金，而且为天津及华北地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两个金融组织在“铸放”铜元中，对民族工商业发展环境的净化 北洋银元局建在天津河北大悲院故址。为救济钱荒，并照顾民间“腰缠数贯”携带方便的传统习惯，乃承旧习，以制钱一文为货币单位，分铸当二十、当十、 当五大铜元及当一文小铜元。 当年铸出当十铜元1100万枚（注：《北洋银元局申报解送铜元数目公文》，《北洋官报》第18册。）。第二年，该局引进了美国最新式的铸币机，所铸铜元提高20倍。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共铸大银元5711901枚， 二角小银元152091枚，当二十、当十、当五及当一文4 种铜元折合当十铜元68218万枚（注：《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907页。）。 上述铜元先后拨解于天津官银号，由该号会同司道与商务公所，商酌选择殷实可信钱铺40家，“取连环保结”承领。通过他们直投市肆，以“接济市面”。由于当时人们苦于流通制钱缺乏，又见铜元小巧玲珑、式样新颖和携带便利，因而都乐于使用。所以，北洋铜元行销处不仅分布于津、京、保三角地区，而且在山东、辽宁、吉林、山西、内蒙等地，其行销处所也多达32处。由是，北洋铜元作为流通的货币，为北方民族工商业发展打开了一个广阔的市场。 在这个市场上，以北洋铜元作为主要的流通货币，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我国号称银本位国，虽自古民间制钱与银两并用，但在大件商品的支出中却以银两为主，因此人民常常以制钱到钱铺（摊）兑换银两，蒙受“贴水”之盘剥。如18世纪末，钱与银的比价基本是每10文当银1分，1000文当银1两。钱对银每千文“贴水”率为30～50‰。19世纪中叶后，鸦片大量输入，造成“内地银两短绌，银贵钱贱”，直隶银价暴涨，1600文兑银1两，“贴水”率也增至100‰，甚至200‰， 百姓叫苦不迭，深受其害。就农民而言，完粮纳税历来不收制钱，只收银两，故以钱兑银尚不及六、七；就市商而言，进货支付以银计，而售货进款却是制钱，一出一入，亏折甚大；工人受害更甚，每人日获工资“小钱一千而不能得杂粮一斤”，而衣食、住房、赡老养小之费，皆取于此。再加上当时米珠薪桂，稍一辍业，就面临着“槁饿待毙”的命运。对此，两个金融组织联合颁发告示规定：无论是“完纳钱粮厘税等事”，或是兑银元购买物品，一律按当日市价及铜元所刻之制钱面值计算，“如有因用铜元抬高物价，或折扣铜元者，查出从重罚办”（注：《银元局遵谕试制铜元请发章程告示饬司及保定府县出示晓谕详文》，《北洋公牍类篡》第22卷。）。这样就消除了铜元在“兑银”中的苛扣，因此，人民乐于使用。据民国初年的调查，京师平民使用铜元购买食物率为70%，天津工人家庭支出中使用铜元率为78.3%（注：《中国铜元问题之一考察》，《中央银行月报》1936年第5卷1号。）。 与此同时，两个金融组织为捍卫北洋铜元在天津市场不受侵犯，对来自各方面的金融破坏和干扰实行打击。 首先，打击了帝国主义洋商的破坏。19世纪末，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大量铜斤用于军火制造，使我国进口铜锭锐减，造成国内铜价暴涨。如1890年紫铜锭块每担值关平银14两，1902年涨至36.05两。 同时，帝国主义洋商与中国奸商相互勾结，偷运大批官钱出海，将其“熔毁提出金银，所剩净铜，仍以重价售之内地”（注：《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706页。）。在帝国主义洋商坐收渔利的时候，北洋银元局收回官铸制钱，改铸铜元，在客观上不能不说是对他们的一个打击。 其次，打击了境外劣质铜元的干扰。当时外境“质杂、价贱”之铜元蜂拥至津者：其一为江浙铜元。浙江巡抚聂缉
鼓铸铜元，为广筹销路，以厚利吸引商人持银领兑铜元，并发放护照，经海上和陆路行销天津和别省；其二为韩国铜元。日本侵略朝鲜后，强行以本国镍铜币替代韩国红铜元流通，200个红铜元只能兑换20个镍钱。 韩商为逃避亏损，与沿海华商勾结，以200个红铜元易我一银元。 于是韩铸红铜元经烟台、大连、盐城等地源源潜入津门，与北洋所铸当十红铜元搀杂混用（注：《北洋大臣袁饬津海关道知照税司查韩钱入口札》，《北洋公牍类篡》第22卷，第7 页。）。这两种钱的流入，扰乱了天津市场，使银价腾升， 北洋铜元由80枚兑换一银元涨至107枚兑一银元，使当十铜元不能抵制钱10文用。北洋铜元发生信任危机。加之1905年清政府降旨限制北洋铜元铸数，银元局年盈利降至25.4万余两，直接威胁北洋的军政开支，在此情况下，袁世凯札饬各地军警衙门“严禁奸商贩运外省铜元充斥渔利，并请津海关道、厘捐局、铁路局及天津、保定巡警局一体查拿私运，以绝来源”（注：《北洋银元局详请分饬各府州县关局出示禁止私贩外省铜元禀并袁批》，《北洋公牍类篡》第22卷，第5页。）。不久，津埠市面又恢复到每银洋易北洋铜元80枚之数。 另外，也因外境铜元的干扰， 京师和天津市场银钱比价失调。 如1903年，京市每一银元易北洋铜元90余枚，天津则换80余枚。“利之所在，人共争趋，京津火车朝发夕至，率皆运出，故京市绝少铜元”（注：《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 下册，第865—866页。）。为统一京津银元铜元兑价，稳定京师市场价格，北洋银元局开夜工加铸约数十万元，免费运京，增加京市铜元的投放量，以“先疏其源，而活其机”；官银号又在京津设公估局，“按日牌示铜元市价，务使津京划一，以杜流弊”（注：《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865—866页。）。同时，北洋银元局札饬府、县，无论银价涨落，作抵制钱不准参差。并继续在四乡外县推广行使铜元，鼓励私人携银来津购买铜元，等等，扩大北洋铜元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