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前期均田制的破坏有着各方面的因素，其中土地买卖的存在和发展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认真研究均田制下的土地买卖，是了解唐代均田制变为庄园制，租庸调制变为两税法，府兵制变为募兵制的关键所在。 唐初均田制下土地买卖的存在 众所周知，均田制在北齐时就遭到很大的破坏，土地买卖的现象非常严重。隋文帝即位后，革除流弊，弥补缺漏，使均田制更加完善和进步，加上认真推广实施，使土地买卖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唐代均田制下土地买卖明显加剧，这从唐初均田令的规定中得到证明。《旧唐书》卷48《食货志上》载武德七年（624）均田令规定：“丁男、 中男给一顷，笃疾、废疾给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若为户者加二十亩。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以所载百分之二十为世业田的比例计算，一个丁男占有二十亩世业田。当时，官吏的永业田比农民规定的数量为多。《通典》卷2 《田制下》载开元二十五年规定：“其永业田，亲王百顷，职事官正一品六十顷，郡王及职事官从一品各五十顷，……上柱国三十顷，柱国二十五顷，上护军二十顷，护军十五顷，上轻车都尉十顷，轻车都尉七顷，上骑都尉六顷。……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职事给，兼有官爵及勋俱应给者，唯从多，不并给。”可知官吏的永业田最高达百顷，最低的数额也有六十亩，是一般丁男的3倍。 永业田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受政府的控制，不完全私有，但基本上还是私有的。武德七年（624）田令明确规定：“世业之田， 身死则承户者便授之”（注：《旧唐书》卷48，《食货志上》。），就是说永业田在丁男身死后由其继承人接受，国家不再收回。这一规定，在开元二十五年（737 ）田令中交待的更为明白，“诸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在收授之限”（注：《通典》卷2， 《田制下》。）。这类土地国家是允许买卖的，如《唐律疏议》卷12《户婚律》云：“即应合卖者，谓永业田，家贫卖供葬。”也就是说农民在没有经济力量办理丧事的情况下，永业田可以卖掉。占受田80%的口分田虽然规定身死“则收入官，更以给人”（注：《旧唐书》卷48，《食货志上》。），但在特殊情况下国家也允许其买卖，“及口分田，买充宅及碾硙邸店之类，狭乡乐迁就宽者，准令并许卖之”（注：《唐律疏议》卷12，《户婚律》。）。即口分田在四种情况下可以买卖，其一是买来用于充宅，其二是用于建造碾硙，其三是买来用于建造邸店，其四是从狭乡迁往宽乡者。由此看来，口分田虽然不象永业田一样为个人所有，但可以买卖的情况仅次于永业田。口分田和永业田的买卖规定尚且如此，其他土地的限制就更松了。如赐田、自买田等，“其赐田欲卖者，亦不在禁限”（注：《唐律疏议》卷12，《户婚律》。）。由此可知，在均田制下，土地买卖仍然是存在的。 除此还有不少其他情况下的土地买卖，事实上并没有受到政府的禁止。如《旧唐书》卷191《张憬藏传》云：“张憬藏，许州长社人。 少工相术，与袁天纲齐名。……左仆射刘仁轨微时，尝与乡人靖思贤各赍绢赠憬藏以问官禄。”张憬藏“固辞思贤之赠，曰：‘公当孤独客死。’”“思贤谓人曰：‘吾今已有三子，田宅自如，岂其言亦有不中也？’俄而三子相继而死，尽货田宅，寄死於所亲园内。”靖思贤是豪富之家，并非贫无可供葬者。看来，这类土地买卖是在均田令所规定条件之外的。又如《新唐书》卷112《员半千传》载：咸亨中， 员半千上书自陈：“臣家赀不满千钱，有田三十亩，粟五十石，闻陛下封神岳，举豪英，故鬻钱走京师。”实际上，员半千卖地是为了到京城求官，并不属于田令中规定的流移者，这说明唐初还存在着国家规定之外的土地买卖。这种情况虽然不十分普遍，但它作为均田制下土地买卖存在的一种形态却值得重视。 另外，在天灾人祸、战争破坏，以及剥削压迫苛重等情况下，百姓不得不把其土地卖掉，政府也不加禁止。例如武则天崇尚佛教，大兴土木，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贫弱者为了充劳役只好“卖舍贴田”。这种买卖土地的行为按规定来讲是不允许的，但事实却是如此。因为不卖舍贴田，百姓就无法完成烦重的徭役，官府只好允许他们在规定之外买卖土地了。还有武则天时期，由于突厥的不断入侵，战事频繁，徭役烦重，征调苛急，造成农民破产，“剔屋卖田人不为售”。可知，唐初在均田令规定之外，政府默许的土地买卖也是存在的。 唐中叶土地买卖的加剧 从唐中宗，经玄宗，到肃宗、代宗时期，均田制日益趋于破坏和崩溃，土地买卖比此前大为发展。这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充足的证明。 第一、均田令所规定的买卖土地的条件比以前有所放宽。永业田在贞观、永徽时只有五品以上勋官和一般百姓“家贫卖供葬”及“狭乡乐迁就宽者”（注：《唐律疏议》卷12，《户婚律》。）可货卖，开元二十五年（737）田令又增补“流移者亦如之”（注：《通典》卷2，《田制下》。）。这里的“流移者”不包括乐迁就宽乡者，只包括未经政府批准的流亡人户。这样一来，永业田买卖的范围就比前放宽了。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因为早在武则天圣历年间，韦嗣立曾上奏指出：“今天下户口，亡逃过半”（注：《旧唐书》卷88，《韦思谦传附韦嗣立传》。）。这未免夸大，但至少可以证明当时人口逃亡的严重程度。唐玄宗开元时期，进士柳芳又云：“人逃役者，多浮寄于闾里，县收其名，谓之客户，杂居于人者，十一二矣。”（注：《全唐文》卷372， 柳芳《食货论》。）著名的宇文融括户就发生在此时，“诸道所括得客户八十余万”（注：《新唐书》卷51，《食货志》。）。对这个数字当时虽有不同看法，指出由于州县希旨，往往以“编户为客”，但这八十万客户绝不全是原来的编户，其中必有部分是逃亡流移者。安史之乱以后，战争频繁，天下流移人户更加增多。如天宝十四载（755）天下有8 914 709户，至乾元三年（760），只有1 933 174 户（注：《通典》卷7，《历代盛衰户口》。），减少的户数竟达到6 981 535户。 逃亡户可以卖掉永业田，仅这一点，就可把均田制下的土地买卖加剧好多，不论在买卖的人次上还是在买卖土地的总量上都无疑远远超过从前。除以上永业田买卖条件被放宽外，开元二十五年（737）田令又规定： “所给五品以上永业田，皆不得狭乡受，任於宽乡隔越射无主荒地充。即买荫赐田充者虽狭乡亦听”（注：《通典》卷2， 《田制下》。）。这就是说，五品以上官在狭乡的永业田国家无地授与，由他们通过买荫赐田的渠道来解决。这些人不仅规定的永业田的数量多，而且皆是豪门权势之家，他们买卖土地也促进了这时期土地买卖的发展。另外，同样的规定，由于时代不同，也会对土地买卖产生不同的效果。比如允许“卖充住宅，邸店，碾硙者，虽非乐迁，亦听私卖”（注：《通典》卷2， 《田制下》。）这一条，开元天宝时期产生的后果就比武德、贞观时期要大得多。因为唐初旧的门阀士族地主受南朝和隋朝政府的打击已经衰落，新贵族地主还没有羽毛丰满，他们虽然通过各种途径买卖土地，但不同程度地受到限制。开元天宝时期却不同，此时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昌盛，大官僚地主和大商人地主的势力已经膨胀起来，形成了一定的气候，他们会通过这一渠道无限制地购买土地。如财可敌国的富商邹凤炽，“邸店园宅，遍满海内”（注：《太平广记》卷495，《邹凤炽》。）。 由此可知，这一时期均田令规定下的土地买卖比以前大为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