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银行在近代中国采取中外合办的形式进行金融活动，是近代中外经济关系中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这一活动的高潮，出现在北洋政府时期，此前则有一个很长的序幕。从序幕到高潮的整个过程，反映出西方世界从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和中国从统一封建王朝到地方军阀割据两个方面的若干特点。分析这一过程，有助于我们对近代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认识的深化。本文在这方面提供若干史料，并据此作一些初步的评析。 一、由附股到合办 中外合办银行的最初萌芽，是外国银行中的华商附股。这种活动首先出现在总行设在中国的英商汇丰银行。 汇丰成立以前，外国在华银行主要是以英国本国资本为主体的所谓东方殖民地银行。这些银行的总行，或在伦敦，或在英国的殖民地印度。它们的活动范围包括好望角以东的整个英国殖民地，一般都不在中国招募资本。 汇丰银行是第一个总行设立在中国的外国银行。它的后台大部分是在中国有过长期活动历史的洋行老板，是“本地利益集团的业主和股东”〔1〕。他们筹集资本之始，就特别着重所谓“华人股份”〔2〕。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说道：“昔年西商在香港、上海招集中外股本，创设汇丰银行”〔3〕。可以看出， 汇丰银行不但看中了“华人股份”，而且简直是由中外股本共同创设的，似乎彼此立于平等的地位。 那时汇丰银行华人股份的代表，主要是通商口岸的商人。在银行正式成立的年会报告中，董事会宣称：“整个商业界以及许多中国商人现在都对本行有利益关系，并且给予全力的支持。”〔4 〕西方的传媒也说：几乎每一个在香港及中国内地和日本做生意的商号和个人“都对它发生兴趣”，以致不到半年，500万两开业资本即已全部认足〔5〕。中文史料中也留下类似的记载，谓：“英国之汇丰银行，粤东绅商多购其股票，以为世守之业。”〔6 〕由此可见汇丰银行与中国商人之间的相互期待。 在汇丰银行成立的早期，附股商人之中，洋行买办是中坚力量，其中许多人就是汇丰自己的买办。银行在上海的第一任买办王槐山，有股350份，合银43750元。另一替汇丰在天津打开局面的买办吴懋鼎，也有股38份〔7〕。而汇丰香港总行买办罗寿嵩，不但自己附股， 还拉拢一批华商附股，另一方面，他又经常以保人地位，介绍钱庄向汇丰银行借款〔8〕。由此可见在银行附股中买办的活跃程度。 但是，就汇丰银行的整个营业而言，这个时候华商附股的作用显然不能夸大。上引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中，还有这样一段评论：汇丰银行“虽有华商股份”，但“不与华商往来”。“外国公司货物、股票均可抵押”，中国方面“即有殷实华商公司股票，亦不抵押”。他认为，这无异“西商操其权，而华商失其利”；“华商助以资，而西商受其益”〔9〕。进入20世纪以后，汇丰银行中华商附股的势头， 不但没有增进，反而有所减退。30年代初，一个熟悉银行内情的人说道：汇丰银行中“华商股份，陆续让与洋商，迄至今日，几全在洋商之手”〔10〕。看来单纯附股已不能完全满足华商。由附股到合办已是势所必然。 事实上，这个变化的轨迹早已存在。 它的最初尝试出现在19 世纪90年代，而不成功的筹划，在此以前20 年间即屡有发生。 始作俑者是1872年流产的华利银行。 华利银行（Bank of China ）也是以英商为主体的上海七家大洋行组建的。它们无一不是中国贸易场中的老手〔11〕。例如立德行的立德（A.J.Little）和立德禄（R.N.Little）兄弟，都是在19世纪60年代就已经进入中国经营丝茶出口贸易的英国商人，至70年代，在“以产品作抵押放款给中国人的活动中积有丰富的经验”〔12〕。这些洋行资本充足，银行预备筹集的250万两的额定资本并非难于筹措，但是， 他们却特别看中了中国方面的资本。在1872年1 月间银行临时委员会的报告中这样写道：“上海和香港其他公司的成功，以及大量货币寻求投资的迹象，增强了我们对本银行的股份即认足的信心。许多有势力的本地商人已经愿意出面担任这个企业的积极发起者和支持者，从而本会把中国方面的财力看做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整体。”〔13〕 接着香港的传媒透露：香港方面也组成了一个临时委员会，由两个有地位的中国商人和三家洋行的代表共同组成〔14〕。有人估计，银行股票的认购额将三倍于股票的发行额。因为当时“单是在香港和上海的[外国银行]存款，就超过了100万两”〔15〕。 这些估计看来就是针对“中国方面的财力”而言的。 银行的招股工作，最初进行得颇为顺利。5月间有消息说：预计8月31日所有股份就要全部收齐〔16〕。但是在以后招股的过程中，银行却遇到了立法上的困难，终于流产了。 从筹办到流产不足8个月的华利银行， 它的名字当时曾被认为是一个“不吉利的预兆”〔17〕。因为在此之前7年， 一家资本来自印度孟买的英国皇家中国银行（Royal Bank of China ）也曾有进入香港的计划，却被汇丰银行抢先一步而终于撤退。两家银行的英文名称相同也许是一个偶然，但是，两个银行都不能立足于为汇丰所独占的香港，则有它的必然性〔18〕。 尽管如此，中外合办银行的进程并没有因此而中止。从另一方面看，这一进程也有它的历史必然性。 1882年夏，正当汇丰银行酝酿增资之际，上海金融界中又流传一条消息：大量利用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买办资本的另一家“中国银行”正在筹备之中〔19〕。这一传闻引起了汇丰银行的特别关注。因为如果确有其事，汇丰吸收中国人的资本以增资的目的就要受到影响。由此也可以看出，这家第三次以“中国银行”名称出现的银行，虽然没有正式采用中外合办的名义，但它是1872年流产的华利银行的继续，是在情理之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