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间河西走廊地区农牧生产述略（之一）

      现今甘肃省黄河以西，特别是乌鞘岭以西，有一条位于龙首山、合黎山、北山和阿尔金山、南山（祁连山）之间的狭长地带，世称河西走廊。它是汉唐间西域与内地进行往来的交通孔道，本文要讨论的是在汉唐间，它由游牧经济经历艰难曲折，转变为重要的农牧生产基地。

      一

      河西走廊地区在西汉政府力量进入以前，长期是西戎和月氏、乌孙、匈奴等族人生活栖息的场所。战国秦汉时，雄据漠北的匈奴，“随畜牧而转移，……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1〕，力量强大， 受其威胁的秦、赵、燕诸国，只好筑长城以资防守。随着匈奴势力的西渐，“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居敦煌，祁连间”的大月氏被匈奴单于打败，大众远徙，“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2〕。乌孙也是“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后汉书· 西羌传》云：“汉兴，匈奴冒顿兵强，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匈奴顺利进据河西，并迅速控制了西域。

      后世地志综述了河西在汉朝前后的政治形势：肃州（酒泉），“古西戎地，六国时，月氏居焉。后为匈奴所逐，奔逃西徙，匈奴得其地，使休屠、昆邪王分守之。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 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来降，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凉州（武威），“自六国至秦，戎狄及月氏居焉。后匈奴破月氏，……月氏乃远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匈奴使休屠王及浑邪王居其地，汉武帝之讨北边，……得其地，遂置张掖、酒泉、敦煌、武威四郡，昭帝又置金城郡，谓之河西五郡。”甘州（张掖），“自六国至秦，戎狄月氏居焉。汉初为匈奴右地。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 年）……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断匈奴之右臂”〔3〕。 沙州（敦煌），“西戎所居，古流沙之地，……其后子孙为羌戎代有其地，……按‘十三州志’云：瓜州之戎为月氏所逐。秦并六国，筑长城，西不过临洮，则秦未有此地，汉武帝后元六年（？）分酒泉之地置敦煌郡，徙郡人以实之”〔4〕。这些简略记述表明，河西原为月氏、乌孙人居地， 受匈奴逼迫而西迁。汉武帝时，几次发兵打击匈奴，霍去病领兵，“济居延（水），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乎得（张掖），得单于……及相国、都尉以众降下者二千五百人”〔5〕。打败了匈奴， 汉朝在河西分设四郡。有关四郡设置年限，《汉书·武帝纪》和《地理志》的系年互异，众多学者如张维华、劳干、严耕望、陈梦家、黄文弼、周振鹤、日比野大夫等人已分别作了不少考辨，意见虽互有异同，大都认为《地理志》系年误。大致说，张掖、敦煌、酒泉三郡是武帝时建制，武威郡很可能迟至宣帝时才设置。经过汉军对匈奴的一再打击，诚如《霍去病传》所云：“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旋越居延，过小月氏，至祁连山，杀死及俘虏共三万余人。唐初《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删丹山，在甘州删丹县东南五十里”，《西河旧事》云：“山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匈奴失二山，乃歌云：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6〕由此可见，匈奴占领河西时， 以祁连山为主体的高山草甸草原是良好天然牧场，西戎、月氏、乌孙、匈奴，在河西长期盛行游牧，有否农作，则未见诸史籍。

      汉朝与匈奴争夺河西伊始，汉中人张骞受命西行，联络月氏共攻匈奴。当他经历艰苦曲折到达时，月氏人生活已安定。又离汉远，不再抱怨匈奴，骞不得要领而归。他想到被赶走的乌孙人，“蛮夷恋故地，又贪汉物”，“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则是断匈奴右臂”，武帝派他出使。“乌孙远汉，未知其大小，又近匈奴，服属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7〕。招引目的又没有达到。“乌孙王既不肯东还， 汉乃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发徙民以充实之”。也就是说：“北却匈奴，西逐诸羌”，“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8〕。河西地空， 既是月氏与乌孙人的西徙，又是匈奴与西羌人的离去，某些没有西去的月氏人“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共与婚姻”。霍去病进军湟中时，“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虽依附县官，而首鼠两端，其从汉兵战斗，随势强弱”，他们并不忠实依附于汉。其时，众多羌人主要聚居于黄土高原所属的陇右，不在河西四郡境内。《汉书·地理志》云：“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隔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誖逆亡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建置河西四郡时，境内地广民稀，汉政府从外地迁入的人，包括了关东的贫苦大众和某些犯法臣僚的家属。河西走廊地势高，又深处内陆，雨水少，草地宜牧，有利畜群繁殖饲养。酒泉太守辛武贤说，匈奴人“以畜产为命”〔9〕，凉州饶畜产，良有以也。

      徙入河西的关东下贫自是一般务农的贫苦大众。《汉书·武帝纪》所说“徙民以实之”，正是指的这类人。通过他们勤奋力作，河西大地上，创造出“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地理志》）的良好局面。

      河西四郡建制也和内地一样，是以郡统县，但诸县建置年限，史书多失记。《地理志》称敦煌郡“冥安县，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效谷县，师古注引“桑饮说，孝武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济南崔不意为鱼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名”。“龙勒县，氐置水出南羌中，东北入泽，溉民田”。从居延简牍所见，诸县级政权下设大量乡里机构，正与内地郡县相同。

      上述敦煌郡县的“民田”自是百姓们的田地。居延简记：

      三长居延西道里公乘徐宗年五十宅一区…田五十亩…〔10〕